建校前史——「第三所大學」與賽馬會的十九億

科大常被稱作香港「第三所大學」。這一稱謂背後，是一段 1980 年代香港經濟急速轉型、催生高等教育擴張的歷史。本文聚焦科大正式開校（1991）之前的「前史」：為什麼香港在 1980 年代需要第三所大學？誰主持了籌建？為什麼選址清水灣？以及——香港賽馬會那筆奠定校園物質基礎的鉅額捐贈，究竟有多大分量？本文為 校史年表^※ 與 創校與命名^※ 的延伸，側重「為何建、誰來建、靠什麼建」。

# 一、時代背景：服務經濟呼喚「第三所大學」

進入 1980 年代，香港經濟正經歷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急速轉型。這一轉型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產生了遠超當時供給的需求——而當時香港僅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兩所大學。據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記述^※，在 1980 年代後期，社會普遍預期一個日益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將對大學畢業生產生強勁需求^※。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興建第三所大學」之議被提上日程。據科大與多方記載，在時任香港總督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的願景下，香港政府於 1986 年正式宣佈擬建立第三所大學^※，並將其定位為一所以科學與技術為核心的研究型大學——這既呼應了經濟轉型對理工人才的需求，也填補了香港高教版圖上「研究型科技大學」的空白。

一個常被援引的細節：據 維基百科^※，科大是香港 第一所「在成立時沒有任何前身機構」的大學^※——它不是由某所專上學院升格而來，而是「平地起新城」，從零開始整體規劃。這一點也成為科大「不復制、要創造」精神的歷史起點。

# 二、關鍵籌建者：鍾士元爵士與籌委會

科大的籌建，離不開一位被校方稱為「關鍵創校人」（key founder）的人物——鍾士元爵士（Sir Sze-Yuen Chung）。據科大悼念文告，鍾士元 在科大初創階段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並在大學成立後出任首任校董會主席^※。

籌委會承擔了選址、定名、學術架構與行政框架等一系列奠基性決策（參見 校史年表^※ 1986 年條目）。鍾士元作為香港工業界與公共事務的資深人物，其聲望與組織能力，為這所新大學爭取政府支持、社會捐贈與學術資源提供了關鍵助力。可以説，若無一位有分量的「關鍵創校人」統籌全局，科大「從零起步、整體規劃」的雄心很難落地。

# 三、選址清水灣：六十公頃的海濱坡地

科大最終選址於新界西貢區清水灣半島的大埔仔（Tai Po Tsai）。據 維基百科^※，校園佔地約 60 公頃（150 英畝）的海濱用地^※。

這片遠離市區、可供整體規劃的臨海坡地，讓科大得以按研究型大學的需要從頭設計校園佈局（其依山面海的地理格局，詳見 海濱校園與科學藝術裝置^※）。值得一提的是，這片土地此前曾有軍營等用途的歷史痕跡，本館在 地標傳説與校園掌故^※ 中另有記述。

# 四、賽馬會的奠基性捐贈：1987–1992 年逾 19 億港元

如果説籌委會解決了「誰來建」，那麼解決「靠什麼建」的，是香港賽馬會。

據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官方記述^※，賽馬會為興建香港這所「第三所大學」，在 1987 至 1992 年間捐款逾 19 億港元^※（亦見 維基百科對賽馬會的記載^※）。這是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單筆教育捐贈之一。

數字辨析：科大官方里程碑頁將 1987 年賽馬會的首筆捐款記為 15 億港元^※（用於清水灣校園建設），而賽馬會方面記述的「逾 19 億港元」則是 1987–1992 年整個建設期的累計捐贈^※。兩個數字口徑不同（單筆 vs. 累計、起始 vs. 全程），並不矛盾。本館並置兩者，供讀者按來源自行判別。

這筆捐贈的意義遠不止於資金。它確立了賽馬會與科大之間延續至今的深度淵源——從最初的校園建設，到 2013 年高等研究院冠名為「賽馬會高等研究院」^※，賽馬會的名字貫穿科大三十餘年的發展（相關命名脈絡詳見 捐贈與命名^※）。從辦校敍事看，登上《自然》的早期科研突破、Kellogg-HKUST EMBA 的全球稱冠等成就，都常被援引為賽馬會當初這筆「押注研究型大學願景」的重金投入的兑現。

# 五、小結：一所大學的「三塊基石」

把前史的三條線索並置，科大的誕生可歸納為「三塊基石」的疊加：

1. 時代需求——1980 年代香港服務經濟轉型對理工人才的強勁需求，提供了建校的內在動因；
2. 人的統籌——以鍾士元爵士為代表的籌委會，把「建第三所大學」的政策意向，轉化為可執行的選址、定名與架構方案；
3. 物質奠基——香港賽馬會逾 19 億港元的奠基性捐贈，為清水灣校園的拔地而起提供了物質基礎。

三者缺一不可。1991 年 10 月那座海濱校園的開校，正是這三塊基石疊加的結果。

值得進一步玩味的，是這「三塊基石」之間的關係——它們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成就。倘若沒有 1980 年代經濟轉型的時代需求，政府沒有動因去籌建第三所大學；倘若沒有鍾士元爵士這樣有分量的關鍵創校人統籌，「建校」的政策意向也難以轉化為可執行的方案；而倘若沒有香港賽馬會逾 19 億港元的奠基性捐贈，再好的藍圖也難以在三年內化為清水灣那片拔地而起的校園。三者環環相扣，共同促成了一所「無前身、平地起樓」的研究型大學在短短數年內成形——這在世界高教史上都屬罕見的「快速建校」案例。

這段前史也為理解科大日後的諸多特質提供了鑰匙。其一，「服務香港經濟轉型」的創校初衷，解釋了為何科大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實用與創業取向——從機場風切變預警系統(參見 科大「第一」與重大成就掌故^※)到大疆等衍生企業(參見 科研產出與衍生公司^※)，科大始終樂於把科研與產業、與香港的實際需要緊密相連。其二，「無前身、整體規劃」的起點，解釋了為何科大敢於在治理、課程乃至廣州校區的「樞紐—學域」架構(參見 廣州校區「四樞紐·十六學域」完整圖譜^※)上不斷嘗試「不復制、要創造」的制度創新——因為它本就沒有需要遷就的歷史包袱。其三，賽馬會等社會力量的深度參與，則奠定了科大此後以社會捐贈支撐發展的籌資傳統(參見 李兆基的四億港元^※、捐贈與命名^※)。

可以説，科大並非憑空崛起的「幸運兒」，而是時代需求、人的統籌與社會資本三者在 1980 年代末那個特定歷史節點上精準交匯的產物。理解了這段前史，便不難理解這所年輕大學日後種種「跳級式」表現背後的內在邏輯。

注：本文所述年份、金額、人物職銜均以來源頁面所載為準，不同來源對捐贈金額的口徑（單筆/累計）有別，已就地辨析。引用具體數字前，請回到原始來源核對口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