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前史——「第三所大学」与赛马会的十九亿

科大常被称作香港「第三所大学」。这一称谓背后，是一段 1980 年代香港经济急速转型、催生高等教育扩张的历史。本文聚焦科大正式开校（1991）之前的「前史」：为什么香港在 1980 年代需要第三所大学？谁主持了筹建？为什么选址清水湾？以及——香港赛马会那笔奠定校园物质基础的巨额捐赠，究竟有多大分量？本文为 校史年表^※ 与 创校与命名^※ 的延伸，侧重「为何建、谁来建、靠什么建」。

# 一、时代背景：服务经济呼唤「第三所大学」

进入 1980 年代，香港经济正经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急速转型。这一转型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产生了远超当时供给的需求——而当时香港仅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两所大学。据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记述^※，在 1980 年代后期，社会普遍预期一个日益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将对大学毕业生产生强劲需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建第三所大学」之议被提上日程。据科大与多方记载，在时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的愿景下，香港政府于 1986 年正式宣布拟建立第三所大学^※，并将其定位为一所以科学与技术为核心的研究型大学——这既呼应了经济转型对理工人才的需求，也填补了香港高教版图上「研究型科技大学」的空白。

一个常被援引的细节：据 维基百科^※，科大是香港 第一所「在成立时没有任何前身机构」的大学^※——它不是由某所专上学院升格而来，而是「平地起新城」，从零开始整体规划。这一点也成为科大「不复制、要创造」精神的历史起点。

# 二、关键筹建者：钟士元爵士与筹委会

科大的筹建，离不开一位被校方称为「关键创校人」（key founder）的人物——钟士元爵士（Sir Sze-Yuen Chung）。据科大悼念文告，钟士元 在科大初创阶段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并在大学成立后出任首任校董会主席^※。

筹委会承担了选址、定名、学术架构与行政框架等一系列奠基性决策（参见 校史年表^※ 1986 年条目）。钟士元作为香港工业界与公共事务的资深人物，其声望与组织能力，为这所新大学争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与学术资源提供了关键助力。可以说，若无一位有分量的「关键创校人」统筹全局，科大「从零起步、整体规划」的雄心很难落地。

# 三、选址清水湾：六十公顷的海滨坡地

科大最终选址于新界西贡区清水湾半岛的大埔仔（Tai Po Tsai）。据 维基百科^※，校园占地约 60 公顷（150 英亩）的海滨用地^※。

这片远离市区、可供整体规划的临海坡地，让科大得以按研究型大学的需要从头设计校园布局（其依山面海的地理格局，详见 海滨校园与科学艺术装置^※）。值得一提的是，这片土地此前曾有军营等用途的历史痕迹，本馆在 地标传说与校园掌故^※ 中另有记述。

# 四、赛马会的奠基性捐赠：1987–1992 年逾 19 亿港元

如果说筹委会解决了「谁来建」，那么解决「靠什么建」的，是香港赛马会。

据 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官方记述^※，赛马会为兴建香港这所「第三所大学」，在 1987 至 1992 年间捐款逾 19 亿港元^※（亦见 维基百科对赛马会的记载^※）。这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笔教育捐赠之一。

数字辨析：科大官方里程碑页将 1987 年赛马会的首笔捐款记为 15 亿港元^※（用于清水湾校园建设），而赛马会方面记述的「逾 19 亿港元」则是 1987–1992 年整个建设期的累计捐赠^※。两个数字口径不同（单笔 vs. 累计、起始 vs. 全程），并不矛盾。本馆并置两者，供读者按来源自行判别。

这笔捐赠的意义远不止于资金。它确立了赛马会与科大之间延续至今的深度渊源——从最初的校园建设，到 2013 年高等研究院冠名为「赛马会高等研究院」^※，赛马会的名字贯穿科大三十余年的发展（相关命名脉络详见 捐赠与命名^※）。从办校叙事看，登上《自然》的早期科研突破、Kellogg-HKUST EMBA 的全球称冠等成就，都常被援引为赛马会当初这笔「押注研究型大学愿景」的重金投入的兑现。

# 五、小结：一所大学的「三块基石」

把前史的三条线索并置，科大的诞生可归纳为「三块基石」的叠加：

1. 时代需求——1980 年代香港服务经济转型对理工人才的强劲需求，提供了建校的内在动因；
2. 人的统筹——以钟士元爵士为代表的筹委会，把「建第三所大学」的政策意向，转化为可执行的选址、定名与架构方案；
3. 物质奠基——香港赛马会逾 19 亿港元的奠基性捐赠，为清水湾校园的拔地而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者缺一不可。1991 年 10 月那座海滨校园的开校，正是这三块基石叠加的结果。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三块基石」之间的关系——它们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成就。倘若没有 1980 年代经济转型的时代需求，政府没有动因去筹建第三所大学；倘若没有钟士元爵士这样有分量的关键创校人统筹，「建校」的政策意向也难以转化为可执行的方案；而倘若没有香港赛马会逾 19 亿港元的奠基性捐赠，再好的蓝图也难以在三年内化为清水湾那片拔地而起的校园。三者环环相扣，共同促成了一所「无前身、平地起楼」的研究型大学在短短数年内成形——这在世界高教史上都属罕见的「快速建校」案例。

这段前史也为理解科大日后的诸多特质提供了钥匙。其一，「服务香港经济转型」的创校初衷，解释了为何科大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实用与创业取向——从机场风切变预警系统(参见 科大「第一」与重大成就掌故^※)到大疆等衍生企业(参见 科研产出与衍生公司^※)，科大始终乐于把科研与产业、与香港的实际需要紧密相连。其二，「无前身、整体规划」的起点，解释了为何科大敢于在治理、课程乃至广州校区的「枢纽—学域」架构(参见 广州校区「四枢纽·十六学域」完整图谱^※)上不断尝试「不复制、要创造」的制度创新——因为它本就没有需要迁就的历史包袱。其三，赛马会等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则奠定了科大此后以社会捐赠支撑发展的筹资传统(参见 李兆基的四亿港元^※、捐赠与命名^※)。

可以说，科大并非凭空崛起的「幸运儿」，而是时代需求、人的统筹与社会资本三者在 1980 年代末那个特定历史节点上精准交汇的产物。理解了这段前史，便不难理解这所年轻大学日后种种「跳级式」表现背后的内在逻辑。

注：本文所述年份、金额、人物职衔均以来源页面所载为准，不同来源对捐赠金额的口径（单笔/累计）有别，已就地辨析。引用具体数字前，请回到原始来源核对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