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前史与命名 — 香港科技大学

科大常被称作香港「第三所大学」。这一称谓背后，是一段 1980 年代香港经济急速转型、催生高等教育扩张的历史。本文梳理科大正式开校（1991）之前的完整前史：为什么香港在 1980 年代需要第三所大学？谁主持了筹建？为什么选址清水湾、又为何命名「科技大学」而非「理工学院」？香港赛马会那笔奠定校园物质基础的巨额捐赠，究竟有多大分量？首任校长吴家玮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可与 校史年表^※ 并读，本篇侧重「为何建、谁来建、靠什么建、如何命名」的纵深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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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代背景：服务经济呼唤「第三所大学」

1970 至 1980 年代，香港经济快速转型，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服务业与知识经济升级。彼时香港只有两所获政府资助的大学：香港大学（1911 年创立）与香港中文大学（1963 年创立）。据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记述^※，1980 年代后期，社会普遍预期一个日益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将对大学毕业生产生强劲需求^※。

港督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和立法局议员钟士元爵士(Sir Sze-Yuen Chung)等人认为，香港需要一所以科学与技术研究为核心的新大学，以支撑经济转型及提供充足的大学毕业生资源^※。政府预判，单靠港大与中大无法满足即将到来的社会对科技人才的庞大需求，而建立一所旗帜鲜明的研究型理工大学，既可补充高等教育缺口，也可为香港打造面向国际的科研品牌。

一个常被援引的细节：据 维基百科^※，科大是香港第一所「在成立时没有任何前身机构」的大学^※——它不是由某所专上学院升格而来，而是「平地起新城」，从零开始整体规划。这一点也成为科大「不复制、要创造」精神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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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筹建历程（1986–1991）

# 1986 年：正式立项与筹备委员会

1986 年 3 月，香港政府正式宣布将兴建第三所大学，以科学、科技、工程及工商管理为主要学科^※。同年 9 月，「香港科技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钟士元爵士（Sir Sze-Yuen Chung）出任主席。委员会随后召开六次会议，对校名、校址、建筑设计、学术架构及行政框架作出关键决策。

科大的筹建，离不开这位被校方称为「关键创校人」（key founder）的人物。据科大悼念文告，钟士元在科大初创阶段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并在大学成立后出任首任校董会主席^※（任期详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下）^※）。筹委会承担了选址、定名、学术架构与行政框架等一系列奠基性决策；钟士元作为香港工业界与公共事务的资深人物，其声望与组织能力，为这所新大学争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与学术资源提供了关键助力——此前他亦参与推动香港理工大学与城市大学的建立，是香港高教扩张时代的核心政策人物。可以说，若无一位有分量的「关键创校人」统筹全局，科大「从零起步、整体规划」的雄心很难落地。

# 命名过程

据官方记录，筹备委员会在 1986 至 1988 年的筹建期间确定大学名称为「香港科技大学(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英文缩写 HKUST，港人习称「科大」，英文校内常用「UST」。名称刻意使用「科学」(Science)而非「理工」(Polytechnic)，以彰显其研究型大学定位，与同期香港理工学院（后升格为香港理工大学）的职业教育取向区隔——这一命名选择的深意详见本文第五节。

# 1987 年：赛马会宣布巨额捐款

1987 年 6 月，香港赛马会宣布捐款 15 亿港元，专项用于清水湾校园的兴建工程^※。这笔捐款是香港当时规模最大的单笔教育捐款，奠定了科大校园建设的财务基础（捐赠的完整脉络与后续意义见本文第四节）。此后，赛马会又委托爱尔兰雕塑家 Charles 及 Joan Walsh-Smith 夫妇创作了著名的红鸟日晷雕塑，安置于校园入口广场（详见 校训、校徽与校园标志^※）。

# 选址清水湾

科大最终选址于新界西贡区清水湾半岛的大埔仔（Tai Po Tsai）。清水湾三面环山，依山面海，与吐露港相邻，视野开阔，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校园面积约 60 公顷（150 英亩）的海滨用地^※。这里距中心城区（尖沙咀）车程不超过 30 分钟，既有相对隔离的学术环境，又保持与都市的通达性。这片远离市区、可供整体规划的临海坡地，让科大得以按研究型大学的需要从头设计校园布局（其依山面海的地理格局，详见 地标建筑与公共艺术^※）；值得一提的是，这片土地此前曾有军营等用途的历史痕迹，本馆在 地标传说与校园掌故^※ 中另有记述。

# 1988 年：吴家玮受聘首任校长、动土典礼

1988 年 9 月，吴家玮教授(Prof. Chia-Wei Woo)正式受委任为香港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同年 11 月，清水湾校园举行动土典礼^※，标志着校园工程正式启动。

# 1989 年：王储题字

1989 年 11 月 8 日，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亲赴清水湾，为校园基石题字^※，象征英国皇室对这所新大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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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首任校长吴家玮：生平与贡献

# 早年背景与学术生涯

吴家玮于 1937 年在上海出生，成长于香港^※。他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先后取得乔治敦学院物理与数学学士学位，以及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物理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早年执教西北大学，迅速晋升至物理学系主任；其后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院长(Provost)。1983 年，年仅 45 岁的吴家玮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主要大学校长的华裔人士^※。

# 回港筹建科大

吴家玮在美国工作 30 余年后，于 1986 年代初应召回港，加入科大筹备委员会^※，最终在 1988 年正式就任首任校长。他的办学理念简明：「创造，不是复制(Creating, not replicating)」。他坚信唯有第一流的师资，才能培育第一流的人才，并为此在全球大力罗致顶尖学者。

在他主持下，科大原定于 1994 年开校，却提前三年于 1991 年 10 月正式开幕^※，创下香港高教建设史上的速度纪录。首批学生入读时，大学已有多个学院运作，师资队伍亦颇具规模。

任期内，他确立以「研究」为核心的大学定位，兼顾理学、工学、工商管理、人文社科；1999 年推动成立北京大学—香港科大深港研究所；2001 年与深圳合作推进医疗科研项目。吴家玮执掌科大至 2001 年，任内十年是大学从零到国际知名的奠基时期^※（历任校长完整脉络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上）^※）。

# 辞世

吴家玮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在香港逝世，享年 87 岁^※。科大官方随即发出讣告，称其为「科大精神的具象化」，香港特首亦出席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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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赛马会的奠基性捐赠：1987–1992 年逾 19 亿港元

如果说筹委会解决了「谁来建」，那么解决「靠什么建」的，是香港赛马会。

据 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官方记述^※，赛马会为兴建香港这所「第三所大学」，在 1987 至 1992 年间捐款逾 19 亿港元^※（亦见 维基百科对赛马会的记载^※）。这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笔教育捐赠之一。

数字辨析： 科大官方里程碑页将 1987 年赛马会的首笔捐款记为 15 亿港元^※（用于清水湾校园建设），而赛马会方面记述的「逾 19 亿港元」则是 1987–1992 年整个建设期的累计捐赠^※。两个数字口径不同（单笔 vs. 累计、起始 vs. 全程），并不矛盾。本馆并置两者，供读者按来源自行判别；引用具体数字前，请回到原始来源核对口径。

这笔捐赠的意义远不止于资金。它确立了赛马会与科大之间延续至今的深度渊源——从最初的校园建设与红鸟日晷雕塑的委托创作，到 2013 年高等研究院冠名为「赛马会高等研究院」^※，赛马会的名字贯穿科大三十余年的发展（相关命名脉络详见 捐赠与命名^※）。从办校叙事看，登上《自然》的早期科研突破、Kellogg-HKUST EMBA 的全球称冠等成就，都常被援引为赛马会当初这笔「押注研究型大学愿景」的重金投入的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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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科学」之名的深意：一次定位的宣示

回看科大的命名，「科学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而非「理工大学」(Polytechnic)这一字之择，并非随意，而是一次关于办学定位的郑重宣示——其影响延续至今。

「Polytechnic」（理工）一词，在英式高教传统中往往与职业导向、应用技术、教学型的院校相联系（如同期的香港理工学院）；而「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的「Science」，则明确指向基础科学研究与研究型大学的定位。筹委会刻意选用后者，等于在创校之初便宣告：这将是一所以「研究」立校、对标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参照美国 MIT、加州理工等「理工科研强校」模式）的大学，而非一所升级版的职业技术学院。

这一命名选择，与创校校长「创造，不是复制」的理念相互呼应，也与科大日后的发展轨迹高度一致：

• 它解释了为何科大从建校第一个十年起便急于登上《自然》（如 2000 年世界最细碳纳米管，参见 科大「第一」与重大成就掌故^※）——基础研究的突破，正是「Science」之名的兑现；
• 它也解释了为何科大在排名上长期以「研究指标」（如论文影响力、师均科研产出）见长，并在「年轻大学排名」中屡居前列（参见 综合排名^※、香港专上格局对比^※）；
• 它更与科大「无前身、平地起楼」的特殊性叠加——既然不必背负任何旧院校的职业教育包袱，科大便得以从一开始就按「纯研究型大学」的蓝图来设计。

一个常被忽略的对照：香港理工大学(PolyU)、香港城市大学(CityU)的英文名中虽无「Polytechnic」（两校已于 1994 年「正名」去理工化），但其前身均为理工/城市理工学院，是「由职业教育升格」的路径；唯独科大「一步到位」地以「Science and Technology」命名、以研究型框架建校。这一命名上的差异，恰是科大「研究型基因」最早、也最凝练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大」二字里的「科」，承载的远不止一个学科范畴，更是一种办学哲学的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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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开校典礼与小结：一所大学的「三块基石」

1991 年 10 月 2 日，大学正式开校，迎来首批约 560 名本科生和 140 名研究生^※。同年 10 月 10 日，港督卫奕信爵士(Sir David Wilson)主持正式开幕典礼^※，宣告香港第三所大学正式踏上历史舞台。

把前史的三条线索并置，科大的诞生可归纳为「三块基石」的叠加：

1. 时代需求——1980 年代香港服务经济转型对理工人才的强劲需求，提供了建校的内在动因；
2. 人的统筹——以钟士元爵士为代表的筹委会，把「建第三所大学」的政策意向，转化为可执行的选址、定名与架构方案；
3. 物质奠基——香港赛马会逾 19 亿港元的奠基性捐赠，为清水湾校园的拔地而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者缺一不可。1991 年 10 月那座海滨校园的开校，正是这三块基石叠加的结果。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三块基石」之间的关系——它们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成就。倘若没有 1980 年代经济转型的时代需求，政府没有动因去筹建第三所大学；倘若没有钟士元爵士这样有分量的关键创校人统筹，「建校」的政策意向也难以转化为可执行的方案；而倘若没有香港赛马会逾 19 亿港元的奠基性捐赠，再好的蓝图也难以在三年内化为清水湾那片拔地而起的校园。三者环环相扣，共同促成了一所「无前身、平地起楼」的研究型大学在短短数年内成形——这在世界高教史上都属罕见的「快速建校」案例。

这段前史也为理解科大日后的诸多特质提供了钥匙。其一，「服务香港经济转型」的创校初衷，解释了为何科大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实用与创业取向——从机场风切变预警系统（参见 科大「第一」与重大成就掌故^※）到大疆等衍生企业（参见 科研产出与衍生公司^※），科大始终乐于把科研与产业、与香港的实际需要紧密相连。其二，「无前身、整体规划」的起点，解释了为何科大敢于在治理、课程乃至广州校区的「枢纽—学域」架构（参见 广州校区「四枢纽·十六学域」完整图谱^※）上不断尝试「不复制、要创造」的制度创新——因为它本就没有需要迁就的历史包袱。其三，赛马会等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则奠定了科大此后以社会捐赠支撑发展的筹资传统（参见 李兆基的四亿港元^※、捐赠与命名^※）。

可以说，科大并非凭空崛起的「幸运儿」，而是时代需求、人的统筹与社会资本三者在 1980 年代末那个特定历史节点上精准交汇的产物。理解了这段前史，便不难理解这所年轻大学日后种种「跳级式」表现背后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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