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的投资盈余与 ESG 投资——年报口径下的储备如何「钱生钱」

一句话结论： 香港科技大学（HKUST）2023/24年度综合盈余11.62亿港元^※，其中利息及净投资收益贡献10.89亿港元^※；剔除投资回报后底层盈余仅约0.73亿港元^※，2024/25年度综合盈余更骤降至4.54亿港元，教资会资助业务剔除投资回报后底层实为12.95亿港元赤字^※，揭示投资收益对年度盈亏的决定性地位，而大学自2018年起实践ESG责任投资、逾75%资金由UN PRI签署方管理，校友捐赠基金（AEF）则以永续本金机制持续回馈学生。关于科大年度收支与储备的整体格局，参见姊妹篇 《年度收支、储备与捐赠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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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4年度盈余为何高达11.62亿？

2023/24财政年度（截至2024年6月30日）^※，香港科技大学综合收入总额为75.17亿港元^※，综合支出为63.44亿港元^※，税后盈余达11.62亿港元^※（2022/23年度：11.59亿港元）。年报解释，2023/24年盈余主要由显著的投资收益驱动，原因是市场预期主要央行将降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动企业盈利预期改善^※。

该年度利息及净投资收益为10.89亿港元^※，较2022/23年度的8.07亿港元^※增加2.82亿元，增幅约35%。这一单项收益占当年综合盈余11.62亿港元的绝大部分，是拉动年度账面盈余的最主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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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25年度：投资回报创新高，为何综合盈余反而骤降至4.54亿？

2024/25财政年度（截至2025年6月30日），科大综合收入为73.94亿港元，较上年减少1.23亿港元^※；综合支出则升至69.35亿港元；税后综合盈余为4.54亿港元，较2023/24年度的11.62亿港元大幅减少^※。年报司库报告解释，盈余大幅减少的主因是一次性向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退还「一般及发展储备基金」（General and Development Reserve Fund）^※，属一次性会计事项，而非经营性亏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投资市场表现其实更好：利息及净投资收益达14.96亿港元，较2023/24年度的10.89亿港元再增4.07亿元^※，年报归因于企业盈利增长强劲及各国央行持续放宽货币政策，带动大学股票、固定收益与对冲基金投资表现强劲^※。换言之，2024/25年度是「投资回报创近年新高，账面盈余却大幅缩水」的一年，原因不在投资端，而在一次性向UGC退款的会计处理，这也印证了本文前述「投资收益并非解读年报盈亏的唯一变量」的判断。

截至2025年6月30日，大学整体储备达151.08亿港元，其中教资会基金39.18亿、限制性基金23.64亿、其他基金88.26亿^※。教资会基金余额较上年的46.29亿港元下降7.11亿，跌幅恰与当年教资会资助业务分部的7.11亿港元赤字（见下节）吻合，即退款事项直接冲减了教资会基金结余，而非影响非教资会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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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剔除投资回报后，科大的「底层盈余」是多少？

年报口径区分「综合盈余」与「底层盈余」（Underlying Surplus），后者指剔除投资回报后、反映大学经常性业务财务实力的指标。2023/24年度，排除投资回报影响后，底层盈余约0.73亿港元；而2022/23年度底层盈余为3.52亿港元^※。

两个数字对比如下：

2021/22年度的对比尤具说明力：当年底层盈余为正4.39亿港元，但因投资市场大幅下行，综合结果转为亏损2.30亿港元。这组数据印证了年报口径下的一条关键逻辑——投资市场的顺逆周期，几乎可以独立决定科大年报上的「盈」或「亏」，而剔除此因素后的经常性业务则保持相对稳健的正向盈余。2024/25年度则提供了另一种反例：投资收益创近年新高，但一次性会计事项（向UGC退款）令综合盈余仍大幅收窄，说明「底层盈余」这一口径本身也会被非经常性项目扰动，不能简单等同于「剔除市场周期后的真实经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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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拆解：教资会资助业务的「底层」到底有多差？

年报口径下的「底层盈余」是全校加总数字，容易掩盖内部结构性差异。科大年报按「教资会资助活动」（UGC-Funded Activities）与「非教资会资助活动」（non-UGC Funded Activities）两大分部披露营运评述^※，拆开来看，两者的「底层」健康程度差异悬殊。

（单位：港元百万）

这组分部数据揭示了一个此前笼统的「底层盈余」数字所掩盖的结构：教资会资助业务（即政府资助的核心教学与研究活动）剔除投资收益后，2023/24年度已转为1.05亿港元赤字，2024/25年度进一步扩大至12.95亿港元赤字（当中7.11亿属一次性向UGC退款所致，但即便剔除该一次性项目，核心经营层面仍受薪酬及福利成本上升、教学与研究活动运营开支增长所拖累）。相比之下，自负盈亏持续进修教育（CPEP）与非教资会研究及其他活动这两块「非教资会资助业务」持续录得正向盈余，2024/25年度合计达8.16亿港元，较2023/24年度的5.86亿港元增长逾三成^※；捐赠分部盈余亦从2023/24年度的2.32亿港元升至2024/25年度的3.49亿港元。

换言之，科大整体财务表现能维持正向，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教资会资助业务的自负盈亏能力与投资回报，而非政府拨款覆盖下的核心教学科研活动本身，这与年报同期披露的非UGC储备（99.98亿港元）规模持续超过UGC储备（46.29亿港元）两倍以上的结构^※相互印证，详见姊妹篇 《年度收支、储备与捐赠基金》第六节「大学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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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的投资收益来自哪里？

科大将储备分为 UGC储备与非UGC储备两大部分^※，两者均进行投资。截至2024年6月30日，UGC储备余额为46.29亿港元，非UGC储备余额为99.98亿港元，合计逾146亿港元^※。

储备投资由校董会财务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HKUST Council）监督^※。投资组合的主体为公开市场股权（Public Equities）及公开市场固定收益（Public Fixed Income）——这亦是后文ESG政策重点约束的「范围内资产（in-scope assets）」。非UGC储备约为UGC储备的两倍以上，意味着科大相当大比例的可投资资产来自政府拨款体系之外的自有积累（捐赠、自资课程盈余及投资再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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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何时开始 ESG 责任投资？政策框架如何？

香港科技大学自2018年起实践环境、社会及企业管治（ESG）投资^※。2022年10月，校董会正式批准《ESG投资政策》，成为本地大学中首家制定此类政策者^※；同年12月21日，科大公开宣布该政策，承诺成为香港首所承诺消除化石燃料投资的大学^※。

该政策的核心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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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G投资政策原文说了什么？「范围内资产」到底指什么？

科大官方ESG投资政策全称为《长期投资池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政策》（ESG Policy for the Long-Term Investment Pool，政策文件内部代号「CCP」）^※，由校董会（University Council）于2022年11月正式生效，无早前版本可供替代（Supersedes: N/A），下一次检讨定于2026年11月^※。本文成稿时，该政策即将迎来首次正式检讨窗口。

政策文本明确，「范围内资产」（in-scope assets）具体指公开市场股权与公开市场固定收益，二者合计占「长期投资池」战略资产配置的64%^※。这意味着政策的量化目标（化石燃料削减、SBT覆盖率、气候解决方案配置）严格适用的资产范围，实际只覆盖科大可投资资产的约三分之二；对冲基金及私募投资等其余资产类别，政策仅要求「逐步扩展透明度」，尚未设定同等硬性指标。

值得澄清的是一个常见误读：政策原文的2030年目标，准确表述为「范围内资产的排放权重须100%来自已采纳科学碳目标（SBT）或正与科大接洽采纳SBT的公司^※」，而非字面意义上「100%资产配置于SBT公司」，二者在覆盖口径上有实质差异，前者容许「正在接洽中」的公司计入达标范围。

另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是：投资组合层面的净零目标年为2050年（与《巴黎协定》及香港2050年碳中和承诺对齐）^※，与科大校园营运层面的净零目标年2045年（见《净零行动计划2045》）并不相同^※。前者约束的是投资组合的碳强度，后者约束的是校园自身碳排放，两套目标分属不同治理轨道，不应混为一谈。

政策还设有年度审查机制：每年对全部投资进行一次「穿透式」（look-through）审查，要求基金经理就其持仓的ESG风险敞口作出说明，并对未能提供持仓透明度或未能充分解释负面因子的经理，评估是否采取接洽或剔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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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 PRI）是什么？科大如何对接？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UN PRI）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负责任投资网络，要求签署方在投资分析与决策中系统纳入ESG因素，并在持股权行使及信息披露方面主动参与。科大本身并非直接签署方，而是通过委托逾75%资产给UN PRI签署方基金管理公司的方式，间接落实PRI原则^※；外聘投资经理须向大学示范如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组合管理，并积极行使代理投票权。

这一安排意味着：科大不直接管理股票组合，而是通过遴选具备ESG责任投资资质的外部管理人，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嵌入到资产委托合约层面——亦是大规模机构投资者主流采用的「外包合规」模式。2023/24年报^※指出，该政策涵盖的化石燃料曝险已较基准降低75%；2024/25年报进一步显示该曝险差距扩大至较基准低80%^※，烟草和争议性武器行业曝险接近于零。两年数据对比显示，外聘管理人层面的ESG筛选正持续收紧，而非停留在政策公布时的一次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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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捐赠基金（AEF）的永续本金机制如何运作？

校友捐赠基金（Alumni Endowment Fund，AEF）于2012年成立^※，是科大首个以校友为主要捐助来源的捐赠基金^※。其核心财务机制是：本金永久保存于基金，只动用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这一「永续本金」（principal in perpetuity）模式与全球主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惯例一致，确保基金可持续地为未来历届学生服务，而不因单次提款而损耗本金规模。

AEF投资活动同样由校董会财务委员会监管，大学校长及副校长依据大学策略需要决定用途^※。收益支持四大方向：才华与热情发展、公民参与与社区服务、经济援助与紧急支持、传承倡议与永续发展。具体项目包括AEF学生创业资助、交流奖学金及助学金、体育奖学金、学生紧急基金^※等，受惠学生人数多年来持续增长。

从财务角度看，AEF归并入大学整体储备统一投资管理，并不单独对外披露基金总规模或年度投资回报率。其盈余在年报分部结果中并入「捐赠分部」（Donations segment），2023/24年度捐赠分部录得盈余2.32亿港元^※，较上年增加，主要受当年投资回报改善所带动；2024/25年度该分部盈余进一步升至3.49亿港元，同样归因于投资回报增加^※，尽管当年新募承诺捐款仅2.99亿港元，较2023/24年度的7.64亿港元明显回落^※。捐赠分部的盈余表现，同样呈现出「募款额下滑但投资回报补位」的特征，与全校层面的规律一致。捐赠架构与历年重大捐款个案，详见姊妹篇 《捐赠人名录与命名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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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投资策略的新维度：红鸟创新基金算不算「另一种投资」？

除ESG框架下的公开市场配置外，科大近年亦拓展了一条与传统「储备投资」性质不同的资金运作路径，即红鸟创新基金（Redbird Innovation Fund，RIF），总承诺规模5亿港元^※。据2024/25年度综合财务报表「展望」章节^※披露，RIF旨在与外部投资伙伴合作，创设总值达20亿港元的多个创业投资基金（Venture Investment Funds，VIFs）^※；过去一年内，首个目标规模6亿港元的VIF已在RIF框架下设立^※。

RIF与本文前述的ESG长期投资池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后者是大学储备的被动型资产配置（公开市场股票、固定收益、对冲基金），追求的是稳健的长期回报并叠加ESG筛选；前者则是主动型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安排，以杠杆方式撬动外部资本（5亿元自有承诺撬动20亿元目标规模），投向科大生态圈内的初创企业，服务于成果转化与创业孵化目标，而非单纯的财务回报最大化。年报未披露RIF是否适用同一套ESG投资政策的量化指标，也未披露其独立的风险及回报评估口径，是当前公开信息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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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收益的波动对大学财务意味着什么？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归纳出以下结构性图景：科大逾146亿港元的储备池，在ESG政策框架下由外部基金管理人运作，每年产生可观但波动较大的投资收益。这笔收益在顺周期（如2022/23、2023/24、2024/25）可贡献8亿至近15亿港元，大幅放大账面盈余；在逆周期（如2021/22）则可使综合结果由盈转亏，即使经常性业务维持正底层盈余；而2024/25年度进一步说明，即使投资回报创新高，一次性会计事项仍可令账面盈余大幅收窄。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结构性事实是：非UGC储备持续为UGC储备的两倍以上（2024/25年度非UGC储备已达111.90亿港元^※，UGC储备则因退款事项降至39.18亿港元^※，比例差距进一步扩大至近三倍）。可投资资产规模越大，投资收益的绝对波动也就越大；随着储备规模持续增长，这一「投资放大效应」对年报盈亏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凸显。

年报并不单独披露ESG政策实施后的投资回报率变化，亦未对比ESG筛选前后的基准表现差异。这是当前公开信息口径的局限，读者如需深入评估ESG因子对回报的贡献，须参阅大学向外部评级机构提交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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