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繁昌的九年(2009–2018)——第三任校长与他后来的 KAUST 之路

一句话定位： 陈繁昌（Tony Fan-Cheong Chan，1952年1月20日生）是香港科技大学第三任校长，任期2009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前后近九年；任内推进三三四学制改革、将科大 QS 世界排名提升至全球前30、率亚洲高校之先登上 Coursera 与 edX 两大 MOOC 平台，2018年9月起转任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第三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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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繁昌是谁？他怎么从筲箕湾草根少年走到科大校长？

陈繁昌^※在香港筲箕湾石矿场附近的木屋区长大，家境贫寒，自称「十足草根阶级」。中学会考后，他首次申请名校皇仁书院遭拒，但在好友告知「教室里还有一张凳没人坐」后，他独自登门毛遂自荐，打动了校长，获准入读。这段以诚意叩门的经历，折射出他此后面对新挑战时一以贯之的主动姿态。高中毕业时，他已被香港大学医学院录取，但受到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费曼著作的感召，毅然转向理工，并靠奖学金赴美，最终在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完成工程学学士与航空学硕士学位（1973年）^※，再入读斯坦福大学，1978年取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博士导师为数值计算专家 Joseph E. Ol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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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美国累积了哪些学术与行政资历？

博士毕业后，陈繁昌先赴 Caltech 从事博士后研究，继而在耶鲁大学担任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副教授（1979—1986年）^※。1986年起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数学系^※，先后出任系主任（1997—2000年）及纯粹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PAM）创始所长（2000—2001年，该所现已成为全球著名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再晋升为物理科学院长（Dean of Physical Sciences，2001—2006年）^※，统筹 200 余名教员、约 1,400 名学生及可观的科研经费。2006至2009年，他出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数学与物理科学部助理署长^※，直接向 NSF 局长汇报，管理逾10亿美元（折合约 78 亿港元）年度研究拨款^※（NSF 数理学部 2006—2009 财年口径），这段经历令他对研究资助生态、大学-政府-产业三角关系有了深入的制度理解。

来源：HKUST 任命公告^※、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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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是「香港最年轻大学」的校长？他如何脱颖而出？

2009年，科大校董会任命陈繁昌为第三任校长，接替朱经武（Paul Chu）^※，任期初定五年，自2009年9月1日起生效^※。当时57岁的陈繁昌，是科大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长。校董会主席郑海泉（Marvin Cheung）赞其为「罕见兼具远见领导力、顶尖学术成就与世界级行政管理能力的学者」。陈繁昌的优势在于：既有扎实的数理计算研究根基——他的论文 h 指数达90、在纯数学领域列全球被引最多的学者之列——又有在 UCLA 与 NSF 历练出的跨机构资源整合能力。加之他土生土长于香港、深谙本地教育生态，使他成为融汇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理想人选。科大在他就任时已连续在 QS 亚洲大学排名中位列前三，给予了他一个高起点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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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四学制改革与 MOOC 先锋：他如何重塑科大的教学面貌？

陈繁昌任内最重要的结构性变革，是全面落实香港三三四教育改革——将本科学制由三年延伸至四年。科大于2012年新学年正式启动四年制本科课程^※，在通识教育与院系选修之间重新分配学习空间，旨在培养视野更宽的全人毕业生。为配合学制扩容，李兆基博士捐资4亿港元^※支持科大发展，校方以捐助人命名新校区为「李兆基校区」及「李兆基商学大楼」，并于2013年举行启用典礼^※，为四年制课程提供了硬件支撑。

在数字教育领域，陈繁昌推动科大成为亚洲首所同时登上 Coursera 与 edX 两大 MOOC 平台的大学^※（Coursera 2012年、edX 2013年，亚洲最早参与口径），此举使科大学术内容得以直达全球学习者。他亦积极倡导以新技术辅助课堂，将科大定位为应用教育技术创新的实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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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制扩容之外，他给校园添了哪些硬件？

四年制带来的学生人数增长，倒逼校园持续扩建，这条硬件建设线几乎贯穿陈繁昌的整个任期。继2013年李兆基校区启用后，2015年正值科大建校25周年，郑裕彤楼（Cheng Yu Tung Building）举行开幕典礼^※，由校董会主席廖长城、周大福企业主席郑家纯等主礼，陈繁昌在致辞中形容这座新楼「恰逢科大25周年」别具意义，承诺校方将善用设施推动科研卓越、培育创新人才。这一时期，科大校园面积与教学科研空间较他就任之初实现明显扩容，为其后四年制毕业生规模的稳定输出打下硬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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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任内科大排名提升了多少？

陈繁昌就任前，科大 QS 世界大学排名已属亚洲前列，但在全球榜上尚未稳入前40。经过近十年的持续提升，科大在2012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升至第33位^※，并于离任前后维持在全球第30至36位之间^※（QS 口径，以 2015/16 学年公布排名为例）。在年轻大学专项评比中，科大长期雄踞QS 全球年轻大学（Top 50 Under 50）榜首^※；在亚洲区排名，2011年 QS 亚洲大学排名科大首次登顶^※（2010年为第二）。雇主声誉方面，科大亦进入THE 全球雇主声誉排名前13^※（2018年前后口径）。离任声明中，科大被其定位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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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筹款与冠名教授席方面有哪些具体建树？

陈繁昌将筹款列为其核心职责之一，任内吸引了一批规模可观的捐款。2016年6月，Henderson Land 副主席李家诚先生捐资1.5亿港元^※，支持兴建「李家诚创新大楼」（Martin Ka Shing Lee Innovation Building），拟建七层、楼面面积逾8,000平方米，集孵化器、产学研协作平台与跨学科研究中心于一体，是科大25周年之际最大规模的单笔捐款之一。2013年，李嘉诚基金会亦向科大捐款2,000万港元^※，用于拓宽学生全球视野、培育创新领袖。

在冠名教授席方面，成绩更为显著。陈繁昌2009年接任时，科大冠名教授席（Named Professorship）不足10席^※；至其离任前后，数目已增至近40席，增幅接近四倍（任期内口径）——KAUST 的任命公告亦将此描述为「nearly tripling the number of endowed professorships」。这些席位每年为受聘教授提供额外科研资助，有效强化了对国际顶尖学者的延揽与留任。这批新增席位相当一部分落在知名教授与学术领袖^※所记述的讲席教授身上，形成筹款、冠名与人才引进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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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研究院如何被他升级为「请诺奖得主长驻」的平台？

科大高等研究院（IAS）由创校校长朱经武于2006年6月倡议成立^※，陈繁昌接任时它仍是一所年轻机构。任内，2013年6月 IAS 迁入李兆基校园 Lo Ka Chung 大楼，同年11月正式命名为「香港赛马会高等研究院」（HKUST Jockey Club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并同步举行首批赛马会冠名教授就职典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正是这批冠名教授之一，成为科大历史上首批全职任教的诺奖得主级学者。这一布局延续了陈繁昌一贯的策略：以冠名资助换取顶尖学者的深度绑定，而非仅作短期客座讲学。IAS 由此从一所以讲座为主的平台，逐步转型为常设性国际顶尖学术枢纽，这条脉络亦与本站知名教授与学术领袖^※、院士与荣誉学者^※两篇所记述的师资国际化进程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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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何把科大推上世界舞台？

陈繁昌刻意将科大的国际形象工程纳入战略视野。2013年起，他以香港唯一高校代表身份连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后更以全球大学领袖论坛（GULF，全球25所顶尖大学校长组成）成员身份^※参会，与 MIT、牛津、帝国理工等校长并席，令科大在国际高教圈的存在感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他扩展与 EPFL、Caltech、MIT、哈佛、牛津等世界顶尖机构的战略合作，将海外学生交流比例推高至50%以上（2009年约30%口径）。科大在他任内首次登上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的 IdeasLab 展示舞台，是亚洲首家在该论坛呈现研究成果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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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香港科创政策有何贡献？

陈繁昌本人曾主导管理 NSF 数理学部逾10亿美元年度拨款，深明公共科研经费对创新生态的杠杆作用。任内他出任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督导委员会成员^※，积极向政府倡议加大科创投入——香港创新及科技局于2015年11月20日正式成立^※，业界普遍认为陈繁昌等学界领袖的长期游说发挥了推动作用，尽管政府并未就此作出直接归因。他亦倡导「把孵化器直接搬进大学校园」，推动微信（腾讯）与华为在科大设立联合实验室，并以大疆创始人、科大校友汪滔^※为活生生的创业榜样，向在校学生反复强调香港青年应「抹去脑子里港深之间的界限」，到大湾区寻求更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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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何提前半年离任？外界如何评价？

2017年6月10日，陈繁昌致函科大校董会宣布辞职^※，较原定第二任期届满（2019年）提前一年，实际离任日期定为2018年9月1日^※。他在声明中表示：「现在是科大与我本人双方启动接班人遴选的正确时机」，并希望为继任者留下充裕的过渡时间与「新鲜想法和长远承诺」的空间。

外界部分声音批评他不负责任地提早离开，陈繁昌对此坦然回应：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约6.5年，他做满近10年已远超这一标准^※。校董会主席廖长城接受辞职，赞扬他在战略规划、筹款与校园建设上的贡献，并随即启动全球接班人搜索。2018年1月，时任执行副校长暨教务长史维（Wei Shyy）获任命为科大第四任校长^※，同年9月1日与陈繁昌实现无缝交接。陈繁昌事后自述：「与史维在愿景上高度一致，交接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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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何选择 KAUST？出任中东大学校长意味着什么？

2018年4月，KAUST 董事会宣布任命陈繁昌为第三任校长，同年9月1日正式生效^※，前任为法国工程师出身的 Jean-Lou Chameau（曾任 Caltech 校长）。这一任命并非毫无渊源——陈繁昌与 KAUST 早于2007年便已建立联系^※：在 NSF 助理署长任内，他曾在华盛顿特区主持接待 KAUST 创校筹备团队的会议，并自2011年起担任 KAUST 校董会成员^※。接手 KAUST，他面对的是一所只有约10年历史、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校园内汇聚来自111个国籍的约7,000人，俗称「KAUST 的市长」。他将这次机会形容为「千载难逢的机遇（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他亦是首位出任中东顶尖研究型大学校长的香港人^※。

KAUST 董事会主席、时任沙特能源部长 Khalid Al-Falih 评价：

「His outstanding record as a leader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will help us accomplish our ambitious goals in this important time of national transformation.」——KAUST 官方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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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 KAUST 做了什么？2024年为何卸任？

陈繁昌主导 KAUST 向沙特阿拉伯 Vision 2030（2030 愿景）经济转型战略靠拢^※，将大学定位为支撑国家经济多元化的知识引擎。他将 KAUST 原有的能源、水、食物与环境四大研究支柱，进一步扩展至涵盖人工智能与智慧健康（Smart Health）等新兴领域，并新增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与循环碳（Circular Carbon）两大研究方向^※，使KAUST的学科布局从早期偏重能源环境的「四支柱」，演变为涵盖数字与健康前沿领域的更宽阔版图。规模方面，他制定了将教职员与学生人数增加约50%^※的扩张目标，同时加大在创新、创业与知识转化方面的投入与能力建设，以落实大学「第二使命」^※（即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化），并推动与沙特阿美（Saudi Aramco）、SABIC、帝国理工等机构的战略合作。

在科研产出层面，KAUST在其任内连续多年保持阿拉伯地区高校科研论文被引率增长最快之列^※（据在沙特任教的中国学者受访描述），这与他将 AI、智慧健康等新兴学科纳入研究支柱的布局相呼应。他亦推动与中国高校的联系延伸至沙特——KAUST 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签署双学位博士联合培养协议，并共建科学计算与机器学习联合实验室^※，某种程度上是他早年在科大力推的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合作思路（参见他对大疆创始人汪滔^※的公开推崇）在中东语境下的延伸复刻。

卸任KAUST校长后，陈繁昌延续其在教育与科研治理领域的公共角色：他出任「一丹奖」（Yidan Prize，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奖项之一）理事会成员^※，参与评审全球教育研究与教育发展领域的顶尖成就——这一角色某种程度上是他数十年游走于学术研究、大学行政与科研资助体系之间的经验总结，也延续了他在科大与KAUST任内一贯秉持的「以顶层战略眼光推动教育变革」的定位。

他亦荣获2020年 SIAM（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卓越服务奖^※（SIAM Prize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 Profession，2020年口径），这也是其任内在学术影响力层面获得的重要认可。2024年8月，他卸任 KAUST 校长职务^※，由澳大利亚神经科学家 Ed Byrne 接任，前后在该职位任满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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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研究学术成就有多重要？

陈繁昌的数学研究以「数值方法、图像处理与科学计算的交叉」为核心。他与合作者提出的「Chan-Vese模型」（主动轮廓图像分割）在医学影像、视频分析、计算机视觉等领域被广泛引用，相关论文单篇被引逾7,000次^※（Google Scholar 口径），使他长居全球数学家被引最多之列（ISI Highly Cited Author，数学类别）。这一模型的正式源头是他与合作者 Luminita Vese 2001年发表于《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的论文《Active Contours without Edges》^※——不同于依赖图像梯度定位边界的传统主动轮廓法，Chan-Vese 模型基于 Mumford-Shah 泛函与水平集（level set）方法，改用区域内部灰度差异驱动轮廓演化，因而能够处理边界模糊、噪声较大的图像，此后二十余年被大量后续研究引用、改良并移植到深度学习框架中，是他在离开纯学术岗位、转投大学行政管理之前留下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其学术产出包括逾200篇同行评审论文^※（截至2009年任命时口径）、h 指数约90。

主要学术荣誉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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