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下）— 香港科技大学

本篇为下篇，讲六任校董会主席的接力谱系及其与历任校长交接节点的交汇。治理架构的法律基础、三层分工，以及五任校长的行政接力，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上）^※。

# 一、校董会主席是个什么职位？——职能与产生

一句话先答：科大校董会主席是全校最高管治机构的掌舵人，由香港行政长官以「大学监督」身份委任，须是非大学雇员的社会人士，任期通常三年、可获续任。

校董会（Council）依《香港科技大学条例》是大学的最高管治及执行机构，行使大学的全部权力及职责^※——投资、合约、物业、高层任命、预算财务、制定规程都在其权限之内（三层治理架构的分工，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上）^※）。主席正是这一机构的会议主持人与对外代表。

主席的产生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委任路径：由出任监督的行政长官委任^※，人选惯例出自校董会中「非公职、非大学雇员」的社会人士一类，多为具丰富工商或专业经验者。科大校董会实际约有 27 名成员，由一位非大学雇员的非执行主席主持^※；「主席必须非雇员」这一硬性设计，与英式大学治理（Court／Council／Senate）一脉相承，用意是让管治层对校方行政保持独立监督。理解了这层制度背景，下面六任主席的接力才不只是人名的更替，而是同一把「管治之椅」在三十余年间的传递。

---

# 二、历任校董会主席：六任传承（1988–至今）

与校长的行政接力并行的，是校董会主席在管治层面的传承——两条线索每逢交接节点常相互交汇。六人当中，有奠基的政坛元老、有地产与专业界翘楚，也有从微软走出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其背景变迁本身即是科大三十余年定位演化的一面镜子。

# 钟士元（第一任，1988–1999）——奠基者，科大最重要的「政治推手」

钟士元博士（Dr. Chung Sze-yuen，GBM，GBS，OBE，JP）的角色始于大学尚未成立之时。他自1986 年起主持科大筹备委员会（Planning Committee）^※，随后出任创校校董会主席，任期长达十一年（1988–1999）^※（筹建经过详见 建校前史与命名^※）。离任校董会主席后，转任科大顾问委员会（Court）主席（1999–2008）及监督副主席（Pro-Chancellor，1999–2011）^※，持续参与大学事务逾二十年，是横跨两条治理线时间最长的创始人物。

科大之外，钟士元的分量来自其香港公共生活的资历。他是工业家出身，早年创办崇佳实业；1965 年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72 年进入行政局，1980 年升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是当时香港政界华人的最高职位^※，有「香港政坛教父」「大 Sir」之称。他不仅是科大的推手，还先后参与筹办香港理工学院（今理大）与城市理工学院（今城大），并出任这数所院校的校董会主席，是名副其实的香港高教奠基人之一。1997 年他出任香港特区首届行政会议召集人，同年获授大紫荆勋章；2018 年 11 月在港逝世，享年 101 岁^※。有他这样一位横跨政商与教育界的元老坐镇奠基，科大在创校初期争取土地、经费与政策空间时，底气自与寻常新校不同。

# 罗康瑞（第二任，1999–2002）

罗康瑞博士（Vincent Lo，GBS）于1999 年 4 月接替钟士元出任校董会主席^※，任期三年，是香港著名地产商及公益人士。离任后转任科大顾问委员会成员（2002 年起）^※。其任期恰与吴家玮卸任、朱经武接棒（2001 年）高度重叠，见证了科大创校阶段向稳定期的过渡。

罗康瑞是瑞安集团（Shui On Group）创办人兼主席，该集团 1971 年成立^※，以上海「新天地」等旧区改造项目在内地享有盛名；他自 1980 年代起投资上海，1999 年获授上海市荣誉市民^※。这位以「红色资本家」形象活跃于沪港两地的商人短暂执掌科大校董会的三年，正值大学从创校冲刺转入常规运营的过渡期。

# 陈祖泽（第三任，2002–2008）

陈祖泽先生（John Chan Cho-chak，GBS，JP）于2002 年 4 月 1 日由行政长官委任为第三任校董会主席^※，任期六年。他曾任九龙巴士集团董事总经理，亦身兼恒生银行及粤海投资的非执行董事。陈祖泽于 2008 年卸任后，转任顾问委员会（Court）主席，并于 2023 年 3 月进一步获委任为监督副主席（Pro-Chancellor）^※，成为继钟士元之后，在科大治理架构中历任职位最多、服务年期最长的成员之一。

与前两任的商界背景不同，陈祖泽出身港英政务官系统。他1961 至 1964 年入读香港大学，取得英国文学学士；公务员生涯前后约二十七年，官至库务司、教育统筹司等司级职位^※。1993 年他以私人理由离开政府，转任九龙巴士董事长^※；此外亦长期任公职，2006 至 2010 年出任香港赛马会董事局主席^※。一位熟悉政府运作与公共财政的资深文官出掌校董会，为科大在这一时期的机构治理带来了行政与合规层面的稳健色彩。

# 张建东（第四任，2008–2014，任内离世）

张建东先生（Marvin Cheung Kin-tung，GBS，JP，1947–2014）于2008 年 4 月出任第四任校董会主席^※，本应续任至 2015 年，却于 2014 年 9 月 13 日在任期间辞世^※，是唯一一位在任内去世的校董会主席。他曾任毕马威中国及香港主席，主持科大校董会的六年正是陈繁昌的首届任期（2009–2014）。

张建东是会计专业出身的商界领袖。他 27 岁即于 1974 年成为毕马威香港最年轻的合伙人，1996 年出任毕马威中国及香港业务主席，直至 2003 年退休^※，其间亦曾任行政会议成员。2006 年他确诊急性白血病，赴美治疗后重返公职，最终于 2014 年 9 月病逝，享年 66 岁^※；行政长官对其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张建东辞世后，由校董会副主席 Martin Tang 代理主席职务，直至 2015 年廖长城接任——这也是科大治理史上少见的一次「主席真空」，代理机制在此发挥了衔接作用。

# 廖长城（第五任，2015–2023）

廖长城先生（Andrew Liao Cheung-Sing，GBM，GBS，SC，JP）于2015 年 3 月 6 日由行政长官委任为第五任校董会主席^※，任期八年，至 2023 年 3 月^※，是资深大律师，长期活跃于香港行政会议及多个公共委员会。廖长城任内跨越史维（第四任校长，2018 年）与叶玉如（第五任校长，2022 年）的两次校长交接，并亲历科大（广州）建立。2023 年 3 月卸任后，他转任顾问委员会（Court）主席^※。

廖长城是香港法律界的资深人物。他是香港大学法律学系首届毕业生（1972 年），其后赴伦敦大学修读知识产权硕士，执业成为资深大律师，并曾获委任为高等法院暂委法官及原讼庭特委法官^※。他两度出任行政会议成员（2002–2009、2012–2017），亦为全国政协委员，2017 年获授大紫荆勋章^※。作为八年任期内主导两次校长遴选、并见证科大「一体两翼」格局成形的主席，廖长城是六人中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

# 沈向洋（第六任，2023 至今）

沈向洋教授（Prof. Harry Shum Heung-Yeung）于2023 年 3 月 6 日由行政长官委任为第六任校董会主席，任期三年^※；2026 年 1 月宣布续任，新任期自 2026 年 3 月 6 日起再延三年^※，届时总任期将至 2029 年。他曾任微软人工智能及研究集团执行副总裁，主导必应（Bing）及微软研究院等部门^※，与科大渊源逾二十年：自 2000 年起担任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系兼职教授，并获授科大赛马会高级研究院讲席教授（IAS Professor-at-Large）^※。续任时他表示：「在科大迎来三十五周年这个历史时刻，我深感荣幸再次获委任为校董会主席。」

沈向洋是六任主席中背景最「科技」的一位。他本科毕业于东南大学，在香港大学取得电子工程硕士，1996 年于卡内基梅隆大学取得机器人学博士，师从图灵奖得主 Raj Reddy^※。他曾参与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并出任院长，领导团队研发必应搜索与人工智能助手「小冰」（Xiaoice）^※；离开微软后，于 2020 年在深圳创办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IDEA）并任理事长，2026 年 3 月起兼任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董事局主席^※。他亦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与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由一位人工智能科学家入主治理层，与叶玉如（第五任校长）力推 AI 与深科技研究、科大筹建医学院的战略取向恰相呼应。

# 历任校董会主席一览表

把六人并列来看，主席人选的背景有一条隐约的迁移线：从奠基期的政坛元老（钟士元），到平稳期的地产商与资深政务官（罗康瑞、陈祖泽），再到发展期的会计与法律专业翘楚（张建东、毕马威；廖长城、资深大律师），至今日由人工智能科学家（沈向洋）执掌。这条从「政商—专业—科技」的人选谱系，某种程度上与科大自身从「争取立足」到「稳健运营」再到「押注深科技」的阶段性定位相互映照。此外，六任主席任期长短悬殊——钟士元与廖长城分别以十一年、八年领跑，罗康瑞、沈向洋的单届任期则仅约三年，可见「续任」与否，往往取决于交接节点的时势多于制度硬性规定。

---

# 三、连续性的两套机制：代理接棒与「退而不休」

六任主席的接力之所以少见断裂，靠的是两套并行的制度设计。

其一，代理机制托住突发真空。 2014 年张建东在任内辞世，是科大治理史上唯一一次主席「非计划离场」。此时校董会副主席 Martin Tang 随即代理主席职务，衔接至 2015 年廖长城正式接任，管治层未因骤逝而停摆。副主席（Deputy Chairman）这一常设岗位，正是为这类情形预留的缓冲。

其二，「退而不休」延续经验。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条反复出现的转任路径：多位主席卸下校董会职务后，并未离开大学，而是转入顾问委员会（Court）体系，甚至更上一层出任监督副主席（Pro-Chancellor）。顾问委员会是大学的最高咨询机构，主要职能为推广大学利益及筹募经费^※（其定位与「三会」分工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上）^※）；监督副主席则是协助监督（行政长官）的荣誉性最高职位。

三人先后循此路径留任，使科大治理层在人事更替中始终保有一批熟悉大学历史与运作的「老臣」。代理机制防断裂、转任机制续经验——两者叠加，是科大治理层经验连续性较高的制度性原因。

---

# 四、两条线索的交汇点

这张交汇表揭示了一个规律：科大历史上校长与校董会主席极少同时换届——多数交接错峰进行，使治理层始终保有至少一条「连续性线索」。唯有 2008–2009 年（朱经武→陈繁昌，陈祖泽→张建东）两线同年换届，恰恰对应了科大国际排名跃升期的开端，这一时点上的「新老全面更替」或是巧合，也可能反映了大学在关键发展节点上对治理层与行政层同步革新的考量。

纵观六任校董会主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模式，是「校董会主席→顾问委员会主席／监督副主席」的转任路径：钟士元、陈祖泽、廖长城三人离任校董会主席后，均转入顾问委员会体系继续服务大学——这条「退而不休」的路径，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科大治理层为何能在人事更替中保持较高的经验连续性。

本文所述任期、职衔与人事细节均以来源页面所载为准；如有出入以官方最新公布为准。历任校长的行政接力脉络，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上）^※。

---

# 相关阅读

•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上）^※——「三会一线」的法律基础与五任校长的行政接力，与本篇互为表里。
• 建校前史与命名^※——钟士元主持筹备委员会、大学从无到有的前史。
• 校史年表（1986–2026）^※——把历任主席、校长的交接放回科大发展的时间轴。
• 历年统计详表^※——科大规模、排名与办学基本盘的量化速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