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架構與歷任校長（下）— 香港科技大學

本篇為下篇，講六任校董會主席的接力譜系及其與歷任校長交接節點的交匯。治理架構的法律基礎、三層分工，以及五任校長的行政接力，見 治理架構與歷任校長（上）^※。

# 一、校董會主席是個什麼職位？——職能與產生

一句話先答：科大校董會主席是全校最高管治機構的掌舵人，由香港行政長官以「大學監督」身份委任，須是非大學僱員的社會人士，任期通常三年、可獲續任。

校董會（Council）依《香港科技大學條例》是大學的最高管治及執行機構，行使大學的全部權力及職責^※——投資、合約、物業、高層任命、預算財務、制定規程都在其權限之內（三層治理架構的分工，見 治理架構與歷任校長（上）^※）。主席正是這一機構的會議主持人與對外代表。

主席的產生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委任路徑：由出任監督的行政長官委任^※，人選慣例出自校董會中「非公職、非大學僱員」的社會人士一類，多為具豐富工商或專業經驗者。科大校董會實際約有 27 名成員，由一位非大學僱員的非執行主席主持^※；「主席必須非僱員」這一硬性設計，與英式大學治理（Court／Council／Senate）一脈相承，用意是讓管治層對校方行政保持獨立監督。理解了這層制度背景，下面六任主席的接力才不只是人名的更替，而是同一把「管治之椅」在三十餘年間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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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歷任校董會主席：六任傳承（1988–至今）

與校長的行政接力並行的，是校董會主席在管治層面的傳承——兩條線索每逢交接節點常相互交匯。六人當中，有奠基的政壇元老、有地產與專業界翹楚，也有從微軟走出的人工智能科學家，其背景變遷本身即是科大三十餘年定位演化的一面鏡子。

# 鍾士元（第一任，1988–1999）——奠基者，科大最重要的「政治推手」

鍾士元博士（Dr. Chung Sze-yuen，GBM，GBS，OBE，JP）的角色始於大學尚未成立之時。他自1986 年起主持科大籌備委員會（Planning Committee）^※，隨後出任創校校董會主席，任期長達十一年（1988–1999）^※（籌建經過詳見 建校前史與命名^※）。離任校董會主席後，轉任科大顧問委員會（Court）主席（1999–2008）及監督副主席（Pro-Chancellor，1999–2011）^※，持續參與大學事務逾二十年，是橫跨兩條治理線時間最長的創始人物。

科大之外，鍾士元的分量來自其香港公共生活的資歷。他是工業家出身，早年創辦崇佳實業；1965 年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72 年進入行政局，1980 年升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是當時香港政界華人的最高職位^※，有「香港政壇教父」「大 Sir」之稱。他不僅是科大的推手，還先後參與籌辦香港理工學院（今理大）與城市理工學院（今城大），並出任這數所院校的校董會主席，是名副其實的香港高教奠基人之一。1997 年他出任香港特區首屆行政會議召集人，同年獲授大紫荊勳章；2018 年 11 月在港逝世，享年 101 歲^※。有他這樣一位橫跨政商與教育界的元老坐鎮奠基，科大在創校初期爭取土地、經費與政策空間時，底氣自與尋常新校不同。

# 羅康瑞（第二任，1999–2002）

羅康瑞博士（Vincent Lo，GBS）於1999 年 4 月接替鍾士元出任校董會主席^※，任期三年，是香港著名地產商及公益人士。離任後轉任科大顧問委員會成員（2002 年起）^※。其任期恰與吳家瑋卸任、朱經武接棒（2001 年）高度重疊，見證了科大創校階段向穩定期的過渡。

羅康瑞是瑞安集團（Shui On Group）創辦人兼主席，該集團 1971 年成立^※，以上海「新天地」等舊區改造項目在內地享有盛名；他自 1980 年代起投資上海，1999 年獲授上海市榮譽市民^※。這位以「紅色資本家」形象活躍於滬港兩地的商人短暫執掌科大校董會的三年，正值大學從創校衝刺轉入常規運營的過渡期。

# 陳祖澤（第三任，2002–2008）

陳祖澤先生（John Chan Cho-chak，GBS，JP）於2002 年 4 月 1 日由行政長官委任為第三任校董會主席^※，任期六年。他曾任九龍巴士集團董事總經理，亦身兼恒生銀行及粵海投資的非執行董事。陳祖澤於 2008 年卸任後，轉任顧問委員會（Court）主席，並於 2023 年 3 月進一步獲委任為監督副主席（Pro-Chancellor）^※，成為繼鍾士元之後，在科大治理架構中歷任職位最多、服務年期最長的成員之一。

與前兩任的商界背景不同，陳祖澤出身港英政務官系統。他1961 至 1964 年入讀香港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學士；公務員生涯前後約二十七年，官至庫務司、教育統籌司等司級職位^※。1993 年他以私人理由離開政府，轉任九龍巴士董事長^※；此外亦長期任公職，2006 至 2010 年出任香港賽馬會董事局主席^※。一位熟悉政府運作與公共財政的資深文官出掌校董會，為科大在這一時期的機構治理帶來了行政與合規層面的穩健色彩。

# 張建東（第四任，2008–2014，任內離世）

張建東先生（Marvin Cheung Kin-tung，GBS，JP，1947–2014）於2008 年 4 月出任第四任校董會主席^※，本應續任至 2015 年，卻於 2014 年 9 月 13 日在任期間辭世^※，是唯一一位在任內去世的校董會主席。他曾任畢馬威中國及香港主席，主持科大校董會的六年正是陳繁昌的首屆任期（2009–2014）。

張建東是會計專業出身的商界領袖。他 27 歲即於 1974 年成為畢馬威香港最年輕的合夥人，1996 年出任畢馬威中國及香港業務主席，直至 2003 年退休^※，其間亦曾任行政會議成員。2006 年他確診急性白血病，赴美治療後重返公職，最終於 2014 年 9 月病逝，享年 66 歲^※；行政長官對其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張建東辭世後，由校董會副主席 Martin Tang 代理主席職務，直至 2015 年廖長城接任——這也是科大治理史上少見的一次「主席真空」，代理機制在此發揮了銜接作用。

# 廖長城（第五任，2015–2023）

廖長城先生（Andrew Liao Cheung-Sing，GBM，GBS，SC，JP）於2015 年 3 月 6 日由行政長官委任為第五任校董會主席^※，任期八年，至 2023 年 3 月^※，是資深大律師，長期活躍於香港行政會議及多個公共委員會。廖長城任內跨越史維（第四任校長，2018 年）與葉玉如（第五任校長，2022 年）的兩次校長交接，並親歷科大（廣州）建立。2023 年 3 月卸任後，他轉任顧問委員會（Court）主席^※。

廖長城是香港法律界的資深人物。他是香港大學法律學系首屆畢業生（1972 年），其後赴倫敦大學修讀知識產權碩士，執業成為資深大律師，並曾獲委任為高等法院暫委法官及原訟庭特委法官^※。他兩度出任行政會議成員（2002–2009、2012–2017），亦為全國政協委員，2017 年獲授大紫荊勳章^※。作為八年任期內主導兩次校長遴選、並見證科大「一體兩翼」格局成形的主席，廖長城是六人中在任時間最長的一位。

# 沈向洋（第六任，2023 至今）

沈向洋教授（Prof. Harry Shum Heung-Yeung）於2023 年 3 月 6 日由行政長官委任為第六任校董會主席，任期三年^※；2026 年 1 月宣佈續任，新任期自 2026 年 3 月 6 日起再延三年^※，屆時總任期將至 2029 年。他曾任微軟人工智能及研究集團執行副總裁，主導必應（Bing）及微軟研究院等部門^※，與科大淵源逾二十年：自 2000 年起擔任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兼職教授，並獲授科大賽馬會高級研究院講席教授（IAS Professor-at-Large）^※。續任時他表示：「在科大迎來三十五週年這個歷史時刻，我深感榮幸再次獲委任為校董會主席。」

沈向洋是六任主席中背景最「科技」的一位。他本科畢業於東南大學，在香港大學取得電子工程碩士，1996 年於卡內基梅隆大學取得機器人學博士，師從圖靈獎得主 Raj Reddy^※。他曾參與創辦微軟亞洲研究院並出任院長，領導團隊研發必應搜索與人工智能助手「小冰」（Xiaoice）^※；離開微軟後，於 2020 年在深圳創辦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研究院（IDEA）並任理事長，2026 年 3 月起兼任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董事局主席^※。他亦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與英國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由一位人工智能科學家入主治理層，與葉玉如（第五任校長）力推 AI 與深科技研究、科大籌建醫學院的戰略取向恰相呼應。

# 歷任校董會主席一覽表

把六人並列來看，主席人選的背景有一條隱約的遷移線：從奠基期的政壇元老（鍾士元），到平穩期的地產商與資深政務官（羅康瑞、陳祖澤），再到發展期的會計與法律專業翹楚（張建東、畢馬威；廖長城、資深大律師），至今日由人工智能科學家（沈向洋）執掌。這條從「政商—專業—科技」的人選譜系，某種程度上與科大自身從「爭取立足」到「穩健運營」再到「押注深科技」的階段性定位相互映照。此外，六任主席任期長短懸殊——鍾士元與廖長城分別以十一年、八年領跑，羅康瑞、沈向洋的單屆任期則僅約三年，可見「續任」與否，往往取決於交接節點的時勢多於制度硬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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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連續性的兩套機制：代理接棒與「退而不休」

六任主席的接力之所以少見斷裂，靠的是兩套並行的制度設計。

其一，代理機制托住突發真空。 2014 年張建東在任內辭世，是科大治理史上唯一一次主席「非計劃離場」。此時校董會副主席 Martin Tang 隨即代理主席職務，銜接至 2015 年廖長城正式接任，管治層未因驟逝而停擺。副主席（Deputy Chairman）這一常設崗位，正是為這類情形預留的緩衝。

其二，「退而不休」延續經驗。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條反覆出現的轉任路徑：多位主席卸下校董會職務後，並未離開大學，而是轉入顧問委員會（Court）體系，甚至更上一層出任監督副主席（Pro-Chancellor）。顧問委員會是大學的最高諮詢機構，主要職能為推廣大學利益及籌募經費^※（其定位與「三會」分工見 治理架構與歷任校長（上）^※）；監督副主席則是協助監督（行政長官）的榮譽性最高職位。

三人先後循此路徑留任，使科大治理層在人事更替中始終保有一批熟悉大學歷史與運作的「老臣」。代理機制防斷裂、轉任機制續經驗——兩者疊加，是科大治理層經驗連續性較高的制度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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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兩條線索的交匯點

這張交匯表揭示了一個規律：科大歷史上校長與校董會主席極少同時換屆——多數交接錯峯進行，使治理層始終保有至少一條「連續性線索」。唯有 2008–2009 年（朱經武→陳繁昌，陳祖澤→張建東）兩線同年換屆，恰恰對應了科大國際排名躍升期的開端，這一時點上的「新老全面更替」或是巧合，也可能反映了大學在關鍵發展節點上對治理層與行政層同步革新的考量。

縱觀六任校董會主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模式，是「校董會主席→顧問委員會主席／監督副主席」的轉任路徑：鍾士元、陳祖澤、廖長城三人離任校董會主席後，均轉入顧問委員會體系繼續服務大學——這條「退而不休」的路徑，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科大治理層為何能在人事更替中保持較高的經驗連續性。

本文所述任期、職銜與人事細節均以來源頁面所載為準；如有出入以官方最新公佈為準。歷任校長的行政接力脈絡，見 治理架構與歷任校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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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架構與歷任校長（上）^※——「三會一線」的法律基礎與五任校長的行政接力，與本篇互為表裏。
• 建校前史與命名^※——鍾士元主持籌備委員會、大學從無到有的前史。
• 校史年表（1986–2026）^※——把歷任主席、校長的交接放回科大發展的時間軸。
• 歷年統計詳表^※——科大規模、排名與辦學基本盤的量化速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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