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校长与校董会主席的接力——从吴家玮到现任的治理谱系

一句话结论： 香港科技大学(HKUST)自 1991 年开校至 2026 年 7 月共历五任校长、六任校董会主席；校长接任由前三任「海外外聘」转为后两任「校内晋升」。

一份三月底的校董会公告、一封提前十一个月递交的辞任通知、一场横跨半年的全球搜寻——科大掌门人的每一次更替，都不是某个开学日的悄然换位，而是一串有据可查的日期节点。本篇不重复各人的生平与成就（那些在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上）^※ 已有小传），而是把镜头对准「棒是怎么交出去的」：谁在什么日子宣布、从哪一天生效、中间隔了多久、经过怎样的遴选，以及校董会主席那条平行线上一次「任内辞世」如何用代理机制补位。这是一份以交接节点为轴的接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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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任校长、六任主席：一张接力节点总表

先把两条线的骨架摆出来。与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下）^※ 那张按「当时谁在任」编排的交汇表不同，下表按「交接这个动作本身」编排——每一行是一次棒的传递，标注宣布与生效的日期口径。

校董会主席那条线的六次传承（钟士元→罗康瑞→陈祖泽→张建东→廖长城→沈向洋），节点与传记详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下）^※；本篇在后段只补充其中一个被前文一笔带过的机制细节——2014 年主席任内辞世后的代理安排。

这张表已经透露出两条主线：其一，科大的校长交棒有一个清晰的分水岭，2018 年之前三任清一色从海外学界延揽，2018 年起连续两任改由校内高层接手；其二，五次交棒的「生效日」并不整齐，前三次都落在 9 月 1 日的学年之交，第五任却生效于 10 月中——这背后是一次提前离任打乱了节奏。下文逐个节点拆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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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力节点编年：1986–2026 的一条时间轴

把校长、校董会主席两条线的所有交接节点按年份并成一条脊柱，是这份档案最直观的读法。下面这条编年只记「谁上、谁下、谁续、谁代理」这类接力动作本身，把散落在两条线上的节点收进同一条时间轴，供逐年对照：

• 1986 — 钟士元开始主持科大筹备委员会；管治线的第一棒在开校前五年就已握住。
• 1988 — 钟士元出任创校校董会主席，管治线正式起跑（比行政线早三年）。
• 1991 — 科大开校，吴家玮就任创校校长；两位创始人共同揭幕。
• 1999 — 校董会主席首度换届，钟士元→罗康瑞；钟士元转任顾问委员会主席、监督副主席。
• 2000 年 11 月 — 朱经武获公布将任第二任校长（UGC 同日祝贺），进入约九个月候任期。
• 2001 — 朱经武 9 月 1 日就任，吴家玮卸任；校董会主席罗康瑞→陈祖泽先后交接，校长与主席两线相继换人。
• 2002 — 陈祖泽正式出任校董会主席（4 月）。
• 2008 — 校董会主席陈祖泽→张建东；陈祖泽转入顾问委员会体系。
• 2009 — 朱经武 8 月退休，陈繁昌 9 月 1 日就任第三任校长；这一年是校长、主席两线罕见的同期换届。
• 2013 年 9 月 — 陈繁昌获续任、任期延至 2019 年（「续棒」节点）。
• 2014 年 9 月 — 校董会主席张建东任内辞世，由副主席唐英年代理主席（唯一一次代理补位）。
• 2015 年 3 月 — 廖长城由行政长官委任为校董会主席，结束代理状态。
• 2018 年 1 月 — 史维获公布将任第四任校长（内部晋升第一例）；9 月 1 日就任，陈繁昌 8 月底卸任转赴 KAUST。
• 2021 年 11 月 9 日 — 史维知会校董会将于次年提前离任，启动最长的一段辞任预告期。
• 2022 — 叶玉如 5 月获委任、10 月 19 日就任第五任校长（首位女性校长、内部晋升第二例）；同年广州校园开幕、史维同日卸任。
• 2023 年 3 月 — 校董会主席廖长城→沈向洋；廖长城转任顾问委员会主席。
• 2025 年 3 月 — 创校校长吴家玮辞世，享年 87 岁。
• 2026 年 1 月 — 沈向洋获宣布续任校董会主席，新任期至 2029 年。

这条编年读下来，两条线的「错峰」一目了然：除 2001 与 2008–2009 前后校长、主席两线较为接近地换届外，多数年份只有一条线在动，另一条保持不变——这正是科大治理层维持连续性的基本节奏。下文再把这条时间轴上的关键节点逐一放大来看。

# 校长的棒是怎么交的？五个交接节点逐一拆解

# 1991：开校即就任，一个没有「前任」的起点

第一任校长吴家玮是唯一一位没有交接对象的掌校人——他接的不是前任的班，而是一张白纸。据科大讣告，他的办学信条是 「创造，不是复制」(Creating, not replicating)^※，从战略、课程到治理结构皆另起炉灶（建校缘起详见 建校前史与命名^※）。据英文维基，他 1983 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史上首位执掌主要大学的华裔^※，此后受聘回港筹建科大，主政 1991 至 2001 年，是迄今任期最长的一任。

不过，若把「谁先到位」也算作接力的一环，吴家玮其实并非科大治理谱系里最早就位的人。据科大讣告，创校元老钟士元 自 1986 年起主持科大筹备委员会，1988 年出任创校校董会主席^※——也就是说，管治线的第一棒（校董会主席）比行政线的第一棒（校长就任）更早握在手中。开校那一刻，是一位已筹备数年的校董会主席与一位刚从美国回港的创校校长共同揭幕；科大的两条接力线，从起点就不是同时起跑，而是管治线先行、行政线随后。对接力档案而言，建校节点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既设定了此后二十余年校长「外聘」的惯例——从一位在美国已臻成熟的华裔大学领袖手中接来第一棒，也埋下了两条线「错峰起跑、错峰交接」的最初伏笔。

# 2001：吴家玮→朱经武，首次「学年之交」交棒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棒发生在 2001 年，而它的「宣布日」其实要往前追到 2000 年底。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公告，朱经武的委任 早在 2000 年 11 月 22 日已由官方祝贺公布^※；据英文维基，他 于 2001 年 9 月 1 日正式接替吴家玮出任第二任校长^※。从宣布到就任，中间隔了约九个月——这是科大有据可查的第一段「预告期」，也说明早在 2000 年，科大交接最高职位就已采用「提前近一年公布、留足过渡期」的做法，而非临到学年之交才换人。

这个生效日期定在 9 月 1 日，恰逢新学年开端，此后成为科大校长交棒的默认节拍——第三任、第四任的生效日同样落在 9 月 1 日。朱经武接棒前，据英文维基 长期主持休斯顿大学的得州超导研究中心^※，是国际顶尖的超导体物理学家，延续了「从海外资深学人中物色掌门」的路径。UGC 在祝贺公告里对这一委任的期许是，相信在他领导下科大会进一步发展成区内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这一棒交出后，科大由创校期迈入国际排名快速攀升的阶段；朱经武一任做满约八年，直至 2009 年退休交棒。

# 2009：朱经武→陈繁昌，一次留出五个月预告期的公告

第二次交棒的节点信息最为完整，因为它留下了一份可精确到日的公告。据科大官方公告，校董会 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宣布委任陈繁昌为下一任校长，自 2009 年 9 月 1 日生效，接替将于当年 8 月退休的朱经武^※。从 3 月 31 日宣布到 9 月 1 日生效，中间隔着约五个月——这段「宣布已定、尚未上任」的预告期，是科大公开档案里第一次清晰可考的交接缓冲带。

这份公告还留下了交接双方的表态。时任校董会主席张建东(Marvin Cheung)在公告中形容陈繁昌：

「Prof Chan is a rare breed among academics: he is a visionary leader, a pre-eminent scholar and scientist, and a world-class administrator.」 （HKUST 官方公告）^※

即将卸任的朱经武则在同一公告中称，陈繁昌正是科大迈向更高卓越所需的领袖。这份由「现任校长背书接任者」的表态，本身也是一种交接仪式——卸任者公开为继任者站台，是科大历次交棒公告里的常见笔法。接任者陈繁昌据英文维基 此前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学与物理科学处副主任(Assistant Director)，执掌该会最大的学部之一^※，仍属海外外聘——这是科大连续第三次从海外学界延揽掌门，也是这一惯例的最后一次。

这一节点还牵出一个「续棒」的伏笔：陈繁昌 2009 年就任后，并非只做一个任期。据科大官方公告，校董会 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宣布他续任校长、任期延续至 2019 年^※——这意味着从 2009 到 2019，他本有条件把校长一职做满整整十年。这条「首任—续任」的线索，与他最终于 2018 年提前离任的结局对读，构成本篇后文「连任节点」一节的主要案例。

# 2018：陈繁昌→史维，外聘惯例的终点、内升拐点的起点

第三次交棒是整条接力线的转折。据科大官方公告，校董会 委任史维为第四任校长，自 2018 年 9 月 1 日生效，接替于当年 8 月 31 日卸任的陈繁昌^※；这份公告发布于 2018 年 1 月，预告期约七个多月，比 2009 年那次更长。真正的分水岭不在时间，而在人选来路：史维并非从海外空降，而是科大自家的二号人物。据同一公告，他 原任科大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Executive Vice-President and Provost)，2010 年 8 月加入科大前是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航空工程系主任^※。

从教务长升任校长，意味着科大首次把最高行政职位交给已在校内运作多年的高层——他 2010 年加入科大、2013 年升任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主导过本科四年制改革（详见 四年学制改革与共同核心课程^※），对学校内部运作熟稔。这一棒之后，「外聘惯例」画上句号，「校内晋升」成为新常态。据公告，史维的遴选同样经由 一场严格的全球搜寻，由搜寻委员会在独立搜寻公司协助下进行，并参考了大学社群对新校长关键特质的期望^※——也就是说，即便最终人选来自校内，遴选程序仍是面向全球的公开竞逐，内升与外聘走的是同一道程序门槛。

从交接节点的角度看，2018 年这一棒还有一个容易被略过的时间差：史维 9 月 1 日已生效就任、握有全部职权，但他的正式安立要等到同年 11 月的第 26 届学位颁授典礼才举行——这也是本篇后文要专门厘清的「就任」与「就职典礼」两个日期的分别。史维接棒时，科大正处于筹建广州校园的关键阶段；他任内最重要的里程碑，正是 2022 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正式开幕，而这也成了他随后选择提前交棒的时点由头。

# 2022：史维→叶玉如，一次提前离任撑开的最长预告期

第四次交棒是五次里节奏最特殊的一次，因为它由一封提前递交的辞任通知触发。据科大官方公告，史维 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知会校董会，将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离任^※，较原订五年任期（至 2023 年）提前约一年。从这封通知到实际离任，预告期长达约十一个月——是五次交棒里最长的一段缓冲带，也直接把生效日从惯常的 9 月 1 日推到了 10 月中旬。据 南华早报(SCMP)当时的报道^※，这封辞任信随即触发了寻找继任者的全球搜寻。官方公告未就提前离任给出具体缘由，仅以「在亲眼见证广州校园落成后，认为是传递火炬的合适时机」表述之；本篇据此如实记录，不作揣测。

继任的遴选结果在半年后揭晓。据科大官方公告，校董会 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一致通过委任叶玉如为第五任校长，同样自 2022 年 10 月 19 日生效^※——接任生效日与卸任生效日精确对齐，做到了无缝交接：史维离任的最后一天，正是叶玉如就任的第一天，校长一职一天都不曾空悬。从 5 月 20 日宣布到 10 月 19 日就任，叶玉如经历了约五个月的「候任校长」(president-designate)期，这是继叶玉如之前史维、陈繁昌等历任皆有过的过渡安排——先公布、后候任、再正式接棒。

据同一公告，她 1993 年加入科大，历任生物化学系系主任(2000)、理学院院长(2011)、研究及发展副校长(2016)，直至获任校长^※，是科大创校以来首位女性校长，也是首位由校内科研梯队全程培育、一路晋升至最高行政职位者——从系主任到院长、副校长再到校长，她把科大行政线的每一级台阶都走了一遍。时任校董会主席廖长城在公告中以「集出色科学家、资深大学行政者与科大自家培育的领袖于一身」形容这一人选。与史维的安立一样，叶玉如的正式安立典礼也不在就任当日，而是在约一个月后、同年 11 月的第 30 届学位颁授典礼上举行——那也是科大首位女性校长被正式安立的一刻。这一棒延续并强化了 2018 年开启的「内升」路径，把「校内培育」从一次尝试变成了连续两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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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交棒，大学正处在哪个阶段？

把五个交接节点放回科大的发展时序里看，每一棒交出去时，大学所处的阶段并不相同——接棒者面对的题目，也因此各异。这一层「节点—阶段」的对应，是理解为什么某一任偏重某类背景的一把钥匙。

这张对应表透露的逻辑是：创校与打声望阶段（前三任），科大倾向从海外延揽已有国际声誉的学人，借外来分量为年轻大学背书；到了拓展格局与迈入成熟阶段（后两任），科大转而起用熟悉内部、能把既定战略执行到底的自家高层。接任者的专业背景也随之从「纯基础科学」（物理、超导、数学）延展到「工程与生命科学」（航空工程、神经科学）——这与科大后期在深科技、医学等方向的布局相互呼应。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对已公开履历与校方公告的结构性归纳，并非官方的分期定论；任一节点的人选都受当时可用人才、遴选结果等多重偶然因素影响，不宜读成一条被预先设计好的路线。

# 科大怎么选一位校长？遴选机制的三件套

把五次交棒并排看，科大遴选校长的程序在近两任的公告里逐渐显影，呈现出一套稳定的「三件套」。据 2018 年史维任命公告与 2022 年叶玉如任命公告，程序要点一致：

据叶玉如任命公告，这一流程 历经数月，由搜寻委员会在独立搜寻公司协助下进行，并把学生、教职员、校友在在线问卷中表达的「理想校长特质」纳入考量，经多轮面试从全球合资格人选中筛选，最终向校董会提出推荐^※。程序的终点是校董会——五次已公开表决的委任中，可考的多次均以「一致通过(unanimously)」作结，包括 2009 年陈繁昌^※ 与 2022 年叶玉如^※ 两次。

把这套流程拆成步骤，大致是：先由搜寻委员会连同独立猎头公司圈定一个全球候选池，再经数轮面试收窄名单，期间以在线问卷向师生校友征集「新校长应具的特质」，最后由委员会把推荐人选提交校董会表决。据 2022 年遴选，问卷所征集的期望特质包括领导能力、战略视野、为高等教育发声以及推动创新等几个维度——这几项也大致勾勒出科大对一位校长的公开期待。这套「委员会 + 猎头 + 持份者问卷 + 校董会终审」的组合，把专业物色、公众意见与最终决策三者分置在不同环节，是科大遴选流程较有辨识度的地方。

值得留意的一点是：即便最后花落校内（如史维、叶玉如），科大仍走完整套全球搜寻——「内升」是全球竞逐后的结果，而非绕过程序的内部指定。这一点从两份公告都强调「global search」可见一斑。持份者在线问卷这一环，则把师生校友的意见前置到遴选起点；而问卷所列的期望特质，某种意义上也是每一任新校长上任时被公开寄予的「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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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还是内升？一条 2018 年画下的分界线

若把五任校长按「来自哪里」归类，科大治理谱系里最清晰的结构性变化，是接任路径在 2018 年由「海外外聘」整体切换为「校内晋升」。

前三任的共同点，是都在美国学界或科研管理体系里做到相当高位后再受聘回港：吴家玮做过美国主要大学的校长，朱经武主持过顶尖超导研究中心，陈繁昌管理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大的学部之一。这一模式契合科大创校期「从零起步、需要国际声望背书」的处境——用一位在海外已被验证的领袖，为一所年轻大学快速建立信誉与网络。

2018 年史维接棒，是这一逻辑的转向。他与叶玉如都是先在科大内部积累多年、身居副校级高位后再升任校长：史维在教务长任上主导过课程改制，叶玉如更是 1993 年就加入科大、深耕逾三十年的科研梯队核心。从「借外来声望立校」到「靠内部梯队续航」，这条分界线某种程度上标记了科大从创业期迈入成熟期的自我认知——一所大学开始相信自己培养的人足以掌舵。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对已公开履历的结构归纳，并非科大官方的分期论述；人选来路受当时可用人才、遴选结果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宜过度因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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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任做多久？五段任期长短的账

接任路径之外，另一个能读出结构的维度是「每一任做了多久」。把五任校长的任期长短排开，会看到一条先长后短、再归于「进行时」的曲线。

前三任的任期都相当长——吴家玮约十年、朱经武约八年、陈繁昌约九年，三人合计撑起了科大头二十七年里的绝大部分光阴。这三段长任期与「海外外聘」的模式并行：一位从海外延揽的资深学人到任后，往往做满一个甚至两个任期，为处于建校期与上升期的科大提供稳定的掌舵。到了史维，任期骤缩至约四年——但这并非制度设计使然，而是他主动提前约一年交棒的结果（据科大公告，他 原订任期至 2023 年，却选择在广州校园落成后于 2022 年离任^※）。换言之，前三任的「长」是做满乃至续任的长，史维的「短」是提前离任的短——两者不能简单并列为「任期在缩短」的趋势，而更像是同一套「可续任、亦可提前离任」的弹性任期制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结果。陈繁昌获续任至 2019 年却于 2018 年赴 KAUST、史维原可做到 2023 年却于 2022 年交棒，这两例恰好说明：任期上限由遴选时给定，实际时长却常由校长自己的去向改写。

# 两次「没做满」的离任：2018 与 2022 的呼应

在接力档案里，有一类节点特别值得单独拎出来看——校长在手握授权、任期未尽时提前离任。科大近十年恰好有两例，彼此呼应。

其一是陈繁昌。据科大公告，他 2013 年获续任至 2019 年^※，照此本可做满到 2019 年；但他 2018 年 8 月即卸任科大，据 英文维基^※ 转任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校长——等于在授权尚余约一年时，提前把棒交了出去。其二是史维。据科大公告，他 原订五年任期至 2023 年，却于 2022 年 10 月提前约一年离任^※，官方给出的表述是「在亲眼见证广州校园落成后认为是传递火炬的合适时机」，未就提前离任另作说明。

两例相隔四年，却勾出同一个规律：科大校长的实际在任时长，常常不是由遴选时给定的任期上限决定，而是由校长本人的去向改写——陈繁昌因另一所大学的召唤而走，史维因一桩里程碑的落成而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前文那张任期长短表里，史维的「约 4 年」不宜被读成「任期在缩短」：它是提前离任的结果，而非制度把任期定短了。对一份以交接节点为轴的档案而言，这两次「没做满」的离任，恰恰是最能看出「任期上限」与「实际时长」之间落差的两个观察点。本站野史区另有关于校长提前离任等议题的多方并置记述，可参见 校政与改制^※；本节仅就公开公告作事实陈述，不作推断。

# 预告期有多长？宣布日与生效日之间的缓冲带

接力档案里一个容易被忽略却颇能说明治理成熟度的维度，是「宣布日」到「生效日」之间的预告期——它反映一所大学为权力交接预留了多少缓冲。把可考的几次交棒按此排列：

四次可考的交棒共同点是：预告期都以「月」为单位，没有一次是临阵换将。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2000 年 11 月 22 日的祝贺声明，朱经武的委任早在生效前约九个月已公布；此后三次分别约为五个月(2009)、七个多月(2018)，而 2022 年那次因史维提前近一年知会，把辞任预告撑到了约十一个月——是四次里最长。这段区间并非逐次递增（2009 年反而是最短的一次），但无一例外都给了大学「先公布、后觅人或后交棒」的缓冲。尤其 2021 至 2022 年那次采取了「先知会辞任、再另觅继任、最后无缝交棒」的分段节奏：史维 2021 年 11 月知会，继任者叶玉如 2022 年 5 月才敲定，双方的离任日与就任日精确对齐在 10 月 19 日。相较之下，1991 年建校那次因无「前任」可交、且年代久远，本篇仅列生效年，不勉强补全宣布日，以免以推测充事实。

一个附带的观察：五次交棒里，只有 2022 年那次没有落在 9 月 1 日的学年之交，而是被提前离任推到了 10 月 19 日。接任者叶玉如的就任日与史维的离任日精确对齐，说明即便节拍被打乱，科大仍把「无缝交接、职位不空悬」放在优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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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任校长」这个身份：交接前的重叠窗口

在科大的交接节点里，反复出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过渡身份——「候任校长」(president-designate)。它指的是：人选已由校董会公布，却尚未到生效日的那一段时间。这段窗口不是空档，而是一段「名分已定、职权未交」的重叠期，让接棒者得以在正式上任前熟悉情况、让大学有序过渡。

以已知日期最完整的两次为例：陈繁昌 2009 年 3 月 31 日获公布、9 月 1 日生效^※，候任窗口约五个月；叶玉如 2022 年 5 月 20 日获公布、10 月 19 日生效^※，候任窗口同样约五个月。这段窗口的长度，恰恰等于前文「预告期」表里「继任公布」到「生效」的那一段——两个概念其实是同一段时间的两种叫法：从大学的角度是「预告期」，从接棒者个人的角度就是「候任期」。

候任期的存在，让科大的校长交接几乎从不出现「今天宣布、明天上任」的突兀。它与「无缝生效日」配合，构成一套前后衔接的机制：先以数月候任期让新旧交接从容准备，再让离任日与就任日在同一天对接，做到职位不空悬、准备不仓促。这也是为什么在科大的公开记录里，几乎找不到「代理校长」这一临时安排——因为常规交接都被候任期与无缝对接消化掉了，用不着临时找人代理。真正需要动用「代理」机制的，反而是管治线上那次非常规的意外——2014 年校董会主席任内辞世。

# 交棒之外还有「续棒」：连任这个被忽略的节点

接力档案容易只盯着「换人」的那几次，却漏掉另一类同样关键的节点——同一个人任期届满后的「连任」。科大校长通常任期数年、可获续任，一次续任等于把棒在原地又握紧一轮，是治理连续性的另一种形态。目前公开可考得最清楚的一次，是陈繁昌的续任。

据科大官方公告，校董会 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宣布陈繁昌将续任校长，任期延续至 2019 年^※。陈繁昌 2009 年 9 月就任，首个任期约四年后获续，本可做满至 2019 年——这意味着他原本是有条件把校长做满整整十年的。续任公告中，他以一句 「I am honored to continue to serve this 'miracle' University that has risen so far so fast.」^※ 表态。耐人寻味的是，这份「续至 2019 年」的授权最终没有走完：陈繁昌于 2018 年 8 月卸任科大，据 英文维基^※ 转赴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出任校长。也就是说，他是在获得续任授权、尚有约一年任期的情况下提前离任的——与四年后史维「提前约一年交棒」形成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呼应：科大近两任外聘/内升校长，离任时都并未把手上的授权用满。

把「首任—续任—离任」看作三种节点，科大校长的接力就不只是五次换人，而是一串「就任、续棒、交棒」交替的序列。续任节点提醒人们：一位校长在任多久，既取决于遴选时给的任期，也取决于他自己是否走完——这两者未必总是一致。

# 「就任」不等于「就职典礼」：两个容易混淆的日期

接力档案里还有一处日期陷阱值得厘清：校长「生效就任(assume office)」的那一天，往往并不是他在毕业礼上被正式「安立(installation)」的那一天。前者是法律与行政意义上的接棒，后者是仪式意义上的加冕，两者常隔着一两个月。

以近两任为例。史维 2018 年 9 月 1 日生效就任^※，但他的正式安立典礼是在同年 11 月的第 26 届学位颁授典礼(Congregation)上举行的。叶玉如 2022 年 10 月 19 日生效就任^※，其安立典礼则在同年 11 月的第 30 届学位颁授典礼上进行——也正是在这场典礼上，她作为科大创校以来首位女性校长被正式安立。换言之，一位新校长上任那一刻起就已握有全部职权，毕业礼上的安立更多是象征性的公开确认。对读接力档案的人而言，认准「生效日」这一口径，才不会把仪式日期误当成权力交接的时点——本篇前述各表一律以生效日、而非典礼日为准。

# 谁任命谁？两条接力线的委任权来源不同

最后一处结构性差异，把校长线与校董会主席线区分得最清楚：两条线的「任命权」并不来自同一处。

校长由校董会委任——五次可考的校长任命公告，措辞都是「校董会(Council)通过/一致通过委任」，例如 2009 年陈繁昌^※ 与 2022 年叶玉如^※ 两次均由校董会作最终决定。校董会主席则由大学监督（即香港行政长官）委任——据香港政府公告，廖长城 2015 年由行政长官委任为校董会主席^※，2023 年一批监督副主席、顾问委员会及校董会人事亦由官方公布^※。

这一「校董会任命校长、监督任命校董会主席」的分层设计，构成一条自上而下的委任链：监督（行政长官）委任校董会主席与部分校董→校董会遴选并委任校长→校长领衔行政线。两条接力线因此各有其权力来源——校长对校董会负责，校董会主席则经由公权力委任而来。

这条委任链也解释了两条线接力节奏为何不同。校长交接由校董会主导，校方可以自行安排全球搜寻、候任期与生效日，把节拍调得从容；校董会主席则由监督（行政长官）委任，其任命与续任须走公权力程序，时点与节奏更多受外部安排牵动。前节那个机制细节正是这一分置的直接后果：2014 年校董会主席任内辞世后，空缺不能由校方行政线填补，也不能由校董会自行补实，只能先由副主席代理、再等行政长官正式委任新主席——正因为这一职的任命权握在监督手中，补位才必须多走一道正式委任程序。委任权的分置，是理解科大接力谱系两条线各自节奏的一把钥匙（三层治理架构的完整分工，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上）^※）。

# 校董会主席这条平行线：一次任内辞世与代理补位

与校长的行政接力并行的，是校董会主席在管治层面的六任传承。人物生平与任内事迹已在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下）^※ 详列，本篇不重复；这里只把六任主席化约为一串「接力节点」，标出各自的起止与一个共同的机制特征——他们都由大学监督（行政长官）委任，而非由校董会自选。

这串节点里，最能说明「管治连续性如何被制度性保住」的，是 2014 年那一次——校董会主席在任内辞世，空缺该怎么补。

第四任校董会主席张建东(Marvin Cheung)本应续任至 2015 年，却于 2014 年 9 月在任期间辞世，是六任主席里唯一一位任内离世者。这是一次没有预告期、无法从容安排的意外空缺——与校长交接那种「先公布、后候任、再无缝对接」的从容截然不同。校董会主席一职按科大条例须由非大学雇员的非执行人士出任，不能由校方行政线临时兼代，也不能像候任校长那样事先备好接棒者；这个突然出现的空缺，只能由既有的校董会副主席顶上。当时由副主席唐英年(Martin Tang)代理主席职务，维持校董会运作，直至新主席正式到任。据香港政府公告，廖长城于 2015 年 3 月 6 日由行政长官委任为校董会主席^※，代理状态至此结束，前后约历半年。

这次「副主席代理→行政长官正式委任新主席」的两步补位，展示了管治层在非常规空缺下的接续机制：先由既有副手稳住职务、避免管治真空，再循正式程序由监督委任新主席补实。它与常规交接的从容形成对照，却指向同一个目标——无论有没有预告期，都不让最高管治职位在任何一刻失去主持人。这也是整份接力档案里，唯一一次真正动用「代理」二字的节点。

这条平行线上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校董会主席卸任后转任顾问委员会(Court)体系」。据 科大讣告^※，创校主席钟士元卸任后转任顾问委员会主席及监督副主席；据 2023 年香港政府公告^※，第三任主席陈祖泽在这一年获委任为监督副主席(Pro-Chancellor)。这条「退而不休」的转任路径，让离任主席的经验以另一种身份留在治理架构内，是科大管治层经验连续性的一个来源（交汇细节与规律分析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下）^※）。

现任校董会主席沈向洋教授的接力节点则最为「新鲜」：据科大公告，他 2023 年 3 月首任，2026 年 1 月宣布续任，新任期自 2026 年 3 月 6 日起再延三年，届时总任期将至 2029 年^※。续任时正值科大迎来三十五周年，他在声明中表达了再获委任的荣幸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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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条隐形的第三线：监督与监督副主席

校长与校董会主席是接力谱系里最显眼的两条线，但科大治理架构顶端还有一条更少被谈及的第三线——监督(Chancellor)与监督副主席(Pro-Chancellor)。这条线的接力方式与前两条都不同：监督并非遴选或委任而来，而是随职位自动更替。据科大治理规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按《条例》自动出任科大监督，是大学的名誉最高领袖；换言之，监督这一棒随每一任行政长官的更替而更替，不经大学任何遴选程序，与校长、校董会主席的接力逻辑完全不同（监督在治理架构中的角色详见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上）^※）。

真正在这条线上「接力」的，是监督副主席一职——它由具体人选担任，且与前两条线人事相互流转。据科大讣告，创校校董会主席钟士元卸任后 转任顾问委员会主席及监督副主席，服务至 2011 年前后^※。据 2023 年香港政府公告，第三任校董会主席陈祖泽 于该年获委任为监督副主席^※。把这条线接进来看，科大治理谱系其实是三线并行：监督（随行政长官自动更替）、校董会主席（由监督委任）、校长（由校董会委任）；而钟士元、陈祖泽这样的元老，则在退出校董会主席一职后，沿着「主席→顾问委员会/监督副主席」的路径，把经验带到了第三线上继续发光。这条隐形的第三线，是理解科大治理层「退而不休、经验不散」的又一个入口。

# 三条线为何很少同时换？兼看 2026 年的当下

把校长与校董会主席两条接力线叠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两条线极少在同一时点同时换届，多数交接错峰进行，使治理层始终保有至少一条「连续性线索」。这一规律的完整交汇表与逐点对照，已在 治理架构与历任校长（下）^※ 呈现，本篇不再重复，只从「接力档案」的角度把散见于各节的机制并成三条可复述的规律：

• 拐点在 2018 年：校长接任路径由「海外外聘」（吴家玮、朱经武、陈繁昌）整体切换为「校内晋升」（史维、叶玉如），标记科大从借外来声望立校到靠内部梯队续航的转变。
• 预告以月计：四次可考的交棒预告期都在数月至近一年之间，最短约五个月(2009)、最长约十一个月（2021 辞任知会），没有一次临阵换将；继任者多有数月「候任期」，离任日与就任日力求无缝对齐。
• 退而不休：离任的校董会主席常沿「主席→顾问委员会主席/监督副主席」路径转入第三线，任内辞世等非常规空缺则以「副主席代理→正式委任」两步补位——两者共同维系了治理层的经验连续性。

错峰交接、充裕预告期、无缝生效日、副主席代理补位——这些散落在不同节点的做法，其实是同一套治理逻辑的不同侧面：都在为最高层的人事更替降低冲击、保住连续性。

截至 2026 年 7 月，这套接力谱系的当下状态是：行政线由第五任校长叶玉如领衔，管治线由续任的第六任校董会主席沈向洋主持，两人分别代表「校内培育的科学家掌校」与「产业背景的科学家治理」两种特征。叶玉如任内，科大接力棒面对的最大新任务是筹建医学院——据科大公告，校方 获政府批准设立新医学院并启动筹备工作^※，相关督导委员会由校长亲自主持，统筹课程设计、师资招聘、临床合作与资源规划等。这意味着现任接力棒握着的，不只是一所已然成熟的研究型大学，更是它从「一体两翼」向设有医学院的综合型研究大学再进一步的一段路。沈向洋这一侧，则以续任把管治线的连续性延伸到 2029 年，恰好覆盖医学院筹建的关键数年。至于下一次校长交棒会在何时、循外聘还是内升、预告期又会留出多久，以及那时校董会主席是否仍是同一人——那将是这份接力档案未来续写的下一行。从 1986 年钟士元握住第一棒算起，到 2026 年的今天，这条谱系已经跑了整整四十年；它记录的不只是几个名字的更替，更是一所年轻大学如何用错峰交接、充裕预告与有序补位，把「换人」这件最容易失序的事，一次次办得从容而不留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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