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鸟日晷「时间之环」——1991年立于入口广场的科大第一图腾

一句话结论： 「红鸟日晷」(Circle of Time)是1991年10月8日立于科大入口广场的8.5米钢制日晷，由香港赛马会委托、Walsh-Smith夫妇创作，台基铭刻39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今为科大头号品牌符号。

一所把「科技」二字写进校名的大学，入口处竖起的第一件公共艺术，却不是一台机器人、也不是一块芯片，而是一座致敬中国古代39项科技发明的红色钢制日晷。它是科大师生印在明信片、校庆徽标与3D纪念品上的图腾，却也是极少有人真能靠它读出时间的「摆设」；它有一个官方名字叫「时间之环」，一个品牌名叫「红鸟」，还有一个在广东话里流传最广、却查无官方出处的花名——「火雞」。本篇为这一件雕塑立专条，梳理它的委托、创作、浮雕内容、日晷原理与品牌化历程。校园其余地标（浑天仪、中央广场、逸夫演艺中心及各冠名建筑）的横向综述，另见地标建筑与公共艺术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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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日晷是谁委托、什么时候立起来的？

「Circle of Time」（时间之环）红鸟日晷矗立于科大清水湾校园的入口广场(Entrance Piazza)正中。据科大校园管理办公室(CMO)官方页面，这件装置由香港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出资委托并赠予科大^※ ，是校园建设期赛马会一系列捐赠项目的组成部分——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在科大创校阶段的大额资助，是这所大学得以在清水湾拔地而起的关键财源之一，入口广场的这座日晷正是其中最显眼的一笔「实物投资」。

落成时点被精确记录：据CMO官方页面，安装于1991年10月8日^※ 。这个日期与科大的诞生几乎同步——据公开校史，科大于1991年10月正式开学、并在同月举行开幕典礼^※ 。换言之，当第一代科大学生踏进这座尚带工地气息的校园时，这座8.5米高的红色日晷已经立在广场正中迎接他们。它不是后来补上的装饰，而是与大学一同「出生」的原生地标；此后三十余年校园数度扩建、新楼林立，它始终留在原位，象征地位从未被任何新建筑取代。

值得留意的是「委托方是赛马会」这一细节背后的制度背景。香港赛马会（及其慈善信托）长期是本地高等教育与公共建设的重要资助者，科大在清水湾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中，赛马会的捐助是奠基性的财源之一。入口广场这座日晷，便是赛马会捐赠在校园里最外显、最集中的一处「地标化」呈现——它把一笔抽象的慈善拨款，凝结成了一件人人可见、日日路过的公共艺术。日后科大师生所熟悉的「红鸟」，论出身其实是一件赛马会赠礼。

对一所1991年才开学的年轻大学而言，「入口第一件公共艺术」的选择本身就是一次自我定义。校方并未选择一个指向未来的科幻意象，而是回望两千年，把「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摆在最前面。这一取向，构成理解整座雕塑的钥匙：它讲的不是科大有多新，而是科大所继承的那条更长的东方科学脉络有多久。而它所在的入口广场，也因这座日晷而获得了仪式性的重量——它不只是行人穿过的通道，更是科大对外自我介绍的「门面」与师生集体记忆的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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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它的是谁？Walsh-Smith夫妇与「艺术加科学」的分工

红鸟日晷的作者是一对夫妻档雕塑家。据CMO官方页面，创作者为爱尔兰裔、定居西澳大利亚珀斯(Perth)的Charles Walsh-Smith与Joan Walsh-Smith夫妇^※ 。两人在爱尔兰出发、以澳大利亚为基地，长期承接大型公共雕塑委托，其工作室名为Smith Sculptors。

Joan Walsh-Smith的履历可作旁证。据英文维基，她1946年生于爱尔兰，1971年毕业于都柏林国立艺术与设计学院(National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并在校结识日后的丈夫兼创作伙伴Charles Smith^※ 。她的第一件公共委托可追溯到1972年在爱尔兰沃特福德完成的石雕《Gryphon》，1974年又以一件30米长的浅浮雕《City People》赢得北爱尔兰艺术委员会的竞赛^※ ——这段早年经历，已经预示了她日后处理「大尺度浅浮雕叙事」的看家本领，而科大台基那幅7米长的39项浮雕，正是同一种手艺的延续。夫妇二人1984年携三名子女移居西澳，在Gidgegannup创立工作室，专攻大型公共委托艺术^※ 。

移居澳洲后，Smith Sculptors的作品谱系以纪念碑与公共雕塑为主。据英文维基，他们1988年获委托创作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陆军纪念碑(National Australian Army Memorial)，并累计在澳大利亚各地完成逾二十件纪念性作品，包括布鲁姆的采珠人纪念碑(Pearl Diver Memorial)^※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为纪念沉没60周年、于2001年完成的西澳杰拉尔顿HMAS Sydney II纪念碑^※ 。Joan Walsh-Smith本人先后获2001年澳大利亚百年纪念勋章(Centenary Medal)、2012年国际扶轮保罗·哈里斯奖章，并于2024年获颁澳大利亚勋章(Medal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表彰其在视觉艺术领域的贡献^※ 。放在这份创作年表里，「Circle of Time」是Smith Sculptors在亚洲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也是其早期（1991年，移居澳洲仅七年）承接的重要国际委托之一——在他们后来以战争纪念碑闻名的漫长生涯里，这座香港的红鸟日晷是少见的、以「科学与时间」而非「战争与记忆」为主题的大型作品。

这件作品并非艺术家一人拍脑袋的产物，而是一次「艺术」与「科学」的分工协作。据Smith Sculptors官网的项目背景页，此作系经国际艺术竞赛(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甄选胜出后获得委托，材质记为钢与混凝土，完成于1991年^※ ——即科大并非直接指定艺术家，而是通过公开竞赛择优。对一所刚刚成立、亟需为自己塑造视觉身份的大学而言，以国际竞赛而非私下委约来选定入口第一件公共艺术，本身也是一种「向世界开放」的姿态。

更值得一记的是那道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分工线。据同一项目页，日晷的天文测时方案由日晷专家(Gnomonist)Margaret Folkard（隶属Sundials Australia）负责设计^※ 。晷学(gnomonics)是一门相当古老而精确的学问：一座日晷要真能报时，其指时针(gnomon)必须依所在地的纬度对准天极，晷面刻度也要据当地经纬与投影几何逐一推算——清水湾地处北纬约22度，这套计算不是雕塑家凭美感就能完成的。于是这件作品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结构：雕塑家Walsh-Smith夫妇负责「形」与「意」——红鸟的造型、流水的隐喻、浮雕的叙事；晷学家Folkard负责「准」——让钢结构投下的阴影真能对应时刻。艺术造型与科学功能由两组专业的人协作焊在一起，而这道「分工」本身，恰好就是雕塑想说的那句话：实用与美学从来不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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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基上的39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到底刻了什么？

日晷主体之下，是这件作品叙事密度最高的部分。据CMO官方页面，台基侧面延伸有一幅长7.0米、高1.5米的浅浮雕壁画(bas-relief mural)，以雕刻记录39项中国古代在各领域的科技成就^※ （另有资料称浮雕叙事总长约9米）。据官方列出的条目，这39项发明的年代自公元前13世纪（如漆器、算盘）一路延伸至公元13世纪（如赤道与天文仪器），横跨约二十六个世纪的东方科技史。

39项条目并非随意堆砌，而是覆盖了农业、交通、航海、天文、冶金、机械、印刷、音乐乃至哲学诸多门类。按领域粗分，大致如下：

上表为便于检索所作的领域归纳，完整39项及各自年代以CMO官网原始清单为准^※ 。

在这批条目里，有几项被浮雕特意冠以现代科技史的名号，读来别有意味。例如「指南车」被标注为「第一台控制论机械(First Cybernetic Machine: South Pointing Carriage)」——指南车靠齿轮差动机构使木人手臂始终指向固定方位，浮雕借「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一二十世纪才成形的学科名，回望这台公元3世纪的机械；又如「擒纵轮」被称作「第一台机械钟(First Mechanical Clock)」的雏形，呼应了整座作品「时间」的母题；而「多级火箭」「地动仪」「舵」「纵帆索具」等条目，则把古代中国在军事、地质、航海领域的技术，一并纳入这条「东方科技长河」的叙事。把这些发明与一座测时的日晷并置，浮雕想传达的并非单纯的怀古，而是一种「科学精神古已有之」的连续性主张。

这份清单里最耐人寻味的，是若干带有强烈「跨界诠释」色彩的条目——它们把中国古代的图形或概念，直接用现代科学语汇重新命名。例如浮雕将「阴阳符号」标注为「物质之本质：粒子—波动二象性理论(Yin Yang Symbol: Essence of Matter — Particle Wave Duality Theory)」，把「雪花的六角结构」标注为「自然的宇宙图式(Cosmic Scheme of Nature)」，又把中医对人体节律的观察列为「人体的昼夜节律(Circadian Rhythms)」乃至「内分泌学(Science of Endocrinology)」。这类命名把古代经验与二十世纪物理学、生理学的术语并置，已远超「发明清单」的范畴，更像一种主张：东方古代智慧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某种可对话的连续性。这种诠释是否严谨，学界尽可讨论；但作为一座立校雕塑的宣言，它清楚地表达了创作者与校方想说的话——科大的「科技」，接的是一条从公元前一直流到今天的长河。

对一所理工见长的大学，把「古代东方科学」而非「未来科技」刻在入口最显眼处，是一种刻意的「以古喻今」。它既回应了雕塑家「作品应与所在语境紧密相关」的构想，也给这座位于香港、面向世界招生的国际化大学，埋下了一条东方文化的根。

关于这幅浮雕的年代跨度，不同官方与档案资料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值得作一点考据。若严格按官方逐条列出的39项年代标注，最早的条目（如漆器、算盘）被标为公元前13世纪，最晚的条目（如赤道与天文仪器）被标为公元13世纪，故跨度约二十六个世纪；但也有官方概述性文字把范围笼统写作「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3世纪」或更窄区间。两种说法的差异，源于「以整幅浮雕最早最晚条目为准」还是「以主体条目集中的时段为准」的口径不同。本篇以CMO官网逐条清单所标年代^※ 为准，取「约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13世纪」的完整跨度；读者若在别处见到不同数字，多为口径差异而非事实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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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算日晷还是雕塑？为什么几乎没人真用它看时间？

「Circle of Time」的官方定位是一座真能运作的日晷。据CMO官方页面，作品以人类最早的科学仪器之一——日晷为原型，借助太阳投影测定时间，主体由钢材制成，矗立于台阶式基座上，四周环绕流水池^※ 。流水与阶梯状跌水被明确赋予隐喻：据同一页面，流水象征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川流」，而阳光投下的阴影则是这座日晷读时的凭据。

但在实际使用层面，它几乎是一座「读不出时间的日晷」。据科大学生编纂的校园地点页，这座日晷虽可运作，却极不便于日常报时——需在晴天，且走上高层楼层、隔着办公室的玻璃窗向下俯视，才能较清楚地看出投影所指的时刻^※ 。站在广场地面平视，视差与阴影比例都不利于读时。于是出现了一种近乎反讽的景观：一座为「精确测时」而生的仪器，立在校园最核心的位置，却几乎没有人真的靠它看时间。

有意思的是，艺术家本人对这层「反讽」是自觉的。据CMO官方页面记载，Walsh-Smith夫妇的创作声明写道：他们选择创造「一座沉思性的『时间之环』，在这片庞大建筑群繁忙的矩阵之中，成为一处绿洲(a contemplative 'Circle of Time', an oasis within the bustling matrix of this vast complex of buildings)」^※ 。换句话说，创作者从一开始想要的，就不是一台好用的钟，而是一处让人停下来沉思时间的精神空间。日晷的「不好用」，某种程度上正是设计意图的一部分——它请你抬头看太阳、看流水、看那两千年的浮雕，而不是低头看表。

创作者对「作品与环境的关系」也有明确表述。据Art@Site所录的艺术家声明，Walsh-Smith夫妇认为主题应当与其所在环境紧密相关、以某种方式映照其所处位置的氛围(the theme should be firmly 'in context' with its setting)，并让光影同时勾勒起日晷与浮雕两部分^※ 。这段话也解释了为何浮雕的39项成就并非按编年整齐排列，而是随台基流转铺陈——创作者要的不是一份线性的「科技年表」，而是一种像记忆般跌宕流动的历史感，让观者绕行一周时，古代东方的种种发明在光影里彼此叠合、互相呼应。

在功能与艺术之间，这件作品拒绝二选一。它同时是一座实际运作的日晷式雕塑，也是一座雕塑式日晷；它把测时的「用」与观照的「美」焊在同一件钢结构上。而这恰好也是科大想借它说的话：一件东西的实用性，并不需要牺牲它的艺术性。流水、阴影、浮雕与红色钢体在这里共同构成一个「让人停下来想一想时间」的装置——它给出的与其说是几点几分，不如说是一种关于「时间从哪里流来、又往哪里流去」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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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鸟」这个名字从哪来？它凭什么成了科大头号品牌符号？

日晷有一个流传更广的名字：红鸟(Red Bird)。这个称谓有形与色两重来源。据campus highlights官方页面，这座位于广场的日晷雕塑已成为科大的标志(icon)，钢结构漆以鲜明的红色^※ ，与校区灰白调的建筑群形成强烈视觉反差；而日晷中心件的钢制弧形从侧面看，线条呈展翅腾飞之态，坊间因其形似飞鸟、色泽如火，遂唤作「红鸟」。

在官方品牌叙事里，「红鸟」被进一步赋予神话意涵。据科大品牌指引(Brand Guidelines)，这只红鸟象征中国的「凤凰(Feng-huang)」——一种被赋予灵性的祥瑞之鸟，同时也呼应西方神话中浴火重生的不死鸟(phoenix)^※ 。品牌文件称，这一造型「将科技与自然融为无缝的整体，正是这所大学作为一所机构的人格写照」，其极简线条既承接过去、又指向未来，而红色的形体则「一望即知是火的形态」。凤凰、火、腾飞、重生——一整套象征被叠加到这座钢制日晷之上，使它从一件校园装饰升格为大学的精神图腾。

从一件「赛马会委托的公共艺术」到「大学头号品牌符号」，红鸟日晷经历了一段被反复制度化的过程：

上表所列各项散见于科大官方品牌与校园资料，是「一件雕塑如何被系统性地转化为一所大学的视觉身份」的典型案例。三十余年间，红鸟日晷从广场中央的一件钢铁装置，变成了印在明信片、徽标、纪念品与无数张毕业照上的科大符号——它不再只是「校园里有一座日晷」，而是「看到这只红鸟，就知道这是科大」。

「红鸟」既已升格为图腾，其名也开始向校园各处蔓延，成为一个可供借用的命名词根：校内不少学生组织与队伍以「红鸟(Red Bird)」自名，把这份视觉认同延伸到社团文化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红鸟」与「火鸟(Firebird)」在科大语境中常被混用，但据校园资料，清水湾校区内查无一件与红鸟日晷相区别的独立「火鸟」雕塑——两者指的其实是同一件「Circle of Time」；而科大广州分校(HKUST-GZ)入口另有一件名为「Firebird」的装置，属不同校区、不宜与清水湾的红鸟日晷混为一谈。这段「同名不同物」的辨析，连同校园其余地标的横向对照，均可参见地标建筑与公共艺术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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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为什么叫它「火雞」？能爬吗？

如果说「红鸟」是官方给的名字，那么「火雞」就是学生自己起的花名。据科大学生编纂的校园地点页，这座官方名为「Circle of Time」的日晷，在校园社群中被广泛称作「火雞」^※ 。这个广东话昵称的确切由来，官方文件并无解释；坊间常见的推断是，日晷顶部尖锐的金属构件配上整体红色造型，令不少人联想到火鸡(Turkey)的外形——同一造型，官方读作腾飞的凤凰，学生却读成了餐桌上的火鸡，雅俗之间的这道落差，本身就是校园文化的一则小小注脚。此说属学生间口耳相传的戏说，无文献根据，姑录待考，不当史实。要之，「Circle of Time」是官方正名、「Red Bird」是品牌昵称、「火雞」是学生花名，三个名字对应三种视角：校方看到的是时间与凤凰，品牌看到的是识别与传承，而学生看到的，是一只天天路过、可以随口调侃的红色大鸟。

围绕这座雕塑，还有一条被反复重申的校园规矩：能站，不能爬。据HKUST FYS校园地点页，参观者可登上台阶式基座拍照留影，但攀爬日晷主体结构属违规行为^※ 。据学生口述，尽管有此禁令，毕业生或新生偶尔仍会攀上台基最高层留念，这类越界之举据称是历届学生「标准尝试」之一，却并非总能得到即时劝阻。对于想认真看浮雕的人，建议绕台基缓步一圈——部分画面在正午斜阳下阴影层次更分明，恰与雕塑家「让光影成为叙事一部分」的设计意图相合；若真想试着读时，则据学生经验，晴天从上层楼层隔窗俯视效果最佳。入口广场位处主楼群核心，全年对外开放，无需预约或门票。

对绝大多数科大人而言，红鸟日晷更实际的身份，是校园生活里那个「默认集合点」与「默认背景板」。据HKUST FYS，它坐落于入口广场，是科大校园的标志性地标^※ ；迎新、毕业、社团摆摊、朋友来访，总有人约在「火雞」下见面，总有人在这只红鸟前按下快门。日晷本身不言不语，却承接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最日常的相聚与告别——它把「时间」这个抽象主题，落回到一张张拍摄于不同年份、却背景相同的合影里。某种意义上，这些照片才是这座日晷真正在测量的东西：不是几点几分，而是一代代人从入学到毕业的那几年光阴。

一座读不准时间的日晷、一个查无出处的「火雞」花名、一条屡禁屡犯的攀爬禁令——这些不完美的细节，反而让红鸟日晷从一件冰冷的品牌符号，长回成了一件被师生日日相处、彼此调侃的「自家物件」。它是科大对外的第一张脸，也是科大人之间的一句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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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查表：红鸟日晷关键事实

如需把这座日晷放回校园地标的整体格局中（浑天仪、中央广场、逸夫演艺中心、各冠名建筑等），可参阅同类地标建筑与公共艺术全录；本篇则专注于「Circle of Time」这一件的来龙去脉。一句话总括：这是一件由赛马会出资、经国际竞赛选出、由雕塑家与晷学家联手完成、又被一所年轻大学郑重奉为图腾的钢制日晷——它既量太阳的影子，也量一所大学从创校至今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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