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鳥日晷「時間之環」——1991年立於入口廣場的科大第一圖騰

一句話結論： 「紅鳥日晷」(Circle of Time)是1991年10月8日立於科大入口廣場的8.5米鋼製日晷，由香港賽馬會委託、Walsh-Smith夫婦創作，台基銘刻39項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今為科大頭號品牌符號。

一所把「科技」二字寫進校名的大學，入口處豎起的第一件公共藝術，卻不是一台機器人、也不是一塊芯片，而是一座致敬中國古代39項科技發明的紅色鋼製日晷。它是科大師生印在明信片、校慶徽標與3D紀念品上的圖騰，卻也是極少有人真能靠它讀出時間的「擺設」；它有一個官方名字叫「時間之環」，一個品牌名叫「紅鳥」，還有一個在廣東話裏流傳最廣、卻查無官方出處的花名——「火雞」。本篇為這一件雕塑立專條，梳理它的委託、創作、浮雕內容、日晷原理與品牌化歷程。校園其餘地標（渾天儀、中央廣場、逸夫演藝中心及各冠名建築）的橫向綜述，另見地標建築與公共藝術全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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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日晷是誰委託、什麼時候立起來的？

「Circle of Time」（時間之環）紅鳥日晷矗立於科大清水灣校園的入口廣場(Entrance Piazza)正中。據科大校園管理辦公室(CMO)官方頁面，這件裝置由香港賽馬會(Hong Kong Jockey Club)出資委託並贈予科大^※ ，是校園建設期賽馬會一系列捐贈項目的組成部分——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在科大創校階段的大額資助，是這所大學得以在清水灣拔地而起的關鍵財源之一，入口廣場的這座日晷正是其中最顯眼的一筆「實物投資」。

落成時點被精確記錄：據CMO官方頁面，安裝於1991年10月8日^※ 。這個日期與科大的誕生幾乎同步——據公開校史，科大於1991年10月正式開學、並在同月舉行開幕典禮^※ 。換言之，當第一代科大學生踏進這座尚帶工地氣息的校園時，這座8.5米高的紅色日晷已經立在廣場正中迎接他們。它不是後來補上的裝飾，而是與大學一同「出生」的原生地標；此後三十餘年校園數度擴建、新樓林立，它始終留在原位，象徵地位從未被任何新建築取代。

值得留意的是「委託方是賽馬會」這一細節背後的制度背景。香港賽馬會（及其慈善信託）長期是本地高等教育與公共建設的重要資助者，科大在清水灣從無到有的建設過程中，賽馬會的捐助是奠基性的財源之一。入口廣場這座日晷，便是賽馬會捐贈在校園裏最外顯、最集中的一處「地標化」呈現——它把一筆抽象的慈善撥款，凝結成了一件人人可見、日日路過的公共藝術。日後科大師生所熟悉的「紅鳥」，論出身其實是一件賽馬會贈禮。

對一所1991年才開學的年輕大學而言，「入口第一件公共藝術」的選擇本身就是一次自我定義。校方並未選擇一個指向未來的科幻意象，而是回望兩千年，把「中國古代的科學與技術」擺在最前面。這一取向，構成理解整座雕塑的鑰匙：它講的不是科大有多新，而是科大所繼承的那條更長的東方科學脈絡有多久。而它所在的入口廣場，也因這座日晷而獲得了儀式性的重量——它不只是行人穿過的通道，更是科大對外自我介紹的「門面」與師生集體記憶的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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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它的是誰？Walsh-Smith夫婦與「藝術加科學」的分工

紅鳥日晷的作者是一對夫妻檔雕塑家。據CMO官方頁面，創作者為愛爾蘭裔、定居西澳大利亞珀斯(Perth)的Charles Walsh-Smith與Joan Walsh-Smith夫婦^※ 。兩人在愛爾蘭出發、以澳大利亞為基地，長期承接大型公共雕塑委託，其工作室名為Smith Sculptors。

Joan Walsh-Smith的履歷可作旁證。據英文維基，她1946年生於愛爾蘭，1971年畢業於都柏林國立藝術與設計學院(National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並在校結識日後的丈夫兼創作夥伴Charles Smith^※ 。她的第一件公共委託可追溯到1972年在愛爾蘭沃特福德完成的石雕《Gryphon》，1974年又以一件30米長的淺浮雕《City People》贏得北愛爾蘭藝術委員會的競賽^※ ——這段早年經歷，已經預示了她日後處理「大尺度淺浮雕敍事」的看家本領，而科大台基那幅7米長的39項浮雕，正是同一種手藝的延續。夫婦二人1984年攜三名子女移居西澳，在Gidgegannup創立工作室，專攻大型公共委託藝術^※ 。

移居澳洲後，Smith Sculptors的作品譜系以紀念碑與公共雕塑為主。據英文維基，他們1988年獲委託創作堪培拉的澳大利亞國家陸軍紀念碑(National Australian Army Memorial)，並累計在澳大利亞各地完成逾二十件紀念性作品，包括布魯姆的採珠人紀念碑(Pearl Diver Memorial)^※ ；其中最負盛名的，是為紀念沉沒60週年、於2001年完成的西澳傑拉爾頓HMAS Sydney II紀念碑^※ 。Joan Walsh-Smith本人先後獲2001年澳大利亞百年紀念勳章(Centenary Medal)、2012年國際扶輪保羅·哈里斯獎章，並於2024年獲頒澳大利亞勳章(Medal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表彰其在視覺藝術領域的貢獻^※ 。放在這份創作年表裏，「Circle of Time」是Smith Sculptors在亞洲最廣為人知的代表作，也是其早期（1991年，移居澳洲僅七年）承接的重要國際委託之一——在他們後來以戰爭紀念碑聞名的漫長生涯裏，這座香港的紅鳥日晷是少見的、以「科學與時間」而非「戰爭與記憶」為主題的大型作品。

這件作品並非藝術家一人拍腦袋的產物，而是一次「藝術」與「科學」的分工協作。據Smith Sculptors官網的項目背景頁，此作系經國際藝術競賽(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甄選勝出後獲得委託，材質記為鋼與混凝土，完成於1991年^※ ——即科大並非直接指定藝術家，而是通過公開競賽擇優。對一所剛剛成立、亟需為自己塑造視覺身份的大學而言，以國際競賽而非私下委約來選定入口第一件公共藝術，本身也是一種「向世界開放」的姿態。

更值得一記的是那道藝術與科學之間的分工線。據同一項目頁，日晷的天文測時方案由日晷專家(Gnomonist)Margaret Folkard（隸屬Sundials Australia）負責設計^※ 。晷學(gnomonics)是一門相當古老而精確的學問：一座日晷要真能報時，其指時針(gnomon)必須依所在地的緯度對準天極，晷面刻度也要據當地經緯與投影幾何逐一推算——清水灣地處北緯約22度，這套計算不是雕塑家憑美感就能完成的。於是這件作品呈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結構：雕塑家Walsh-Smith夫婦負責「形」與「意」——紅鳥的造型、流水的隱喻、浮雕的敍事；晷學家Folkard負責「準」——讓鋼結構投下的陰影真能對應時刻。藝術造型與科學功能由兩組專業的人協作焊在一起，而這道「分工」本身，恰好就是雕塑想説的那句話：實用與美學從來不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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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基上的39項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到底刻了什麼？

日晷主體之下，是這件作品敍事密度最高的部分。據CMO官方頁面，台基側面延伸有一幅長7.0米、高1.5米的淺浮雕壁畫(bas-relief mural)，以雕刻記錄39項中國古代在各領域的科技成就^※ （另有資料稱浮雕敍事總長約9米）。據官方列出的條目，這39項發明的年代自公元前13世紀（如漆器、算盤）一路延伸至公元13世紀（如赤道與天文儀器），橫跨約二十六個世紀的東方科技史。

39項條目並非隨意堆砌，而是覆蓋了農業、交通、航海、天文、冶金、機械、印刷、音樂乃至哲學諸多門類。按領域粗分，大致如下：

上表為便於檢索所作的領域歸納，完整39項及各自年代以CMO官網原始清單為準^※ 。

在這批條目裏，有幾項被浮雕特意冠以現代科技史的名號，讀來別有意味。例如「指南車」被標註為「第一台控制論機械(First Cybernetic Machine: South Pointing Carriage)」——指南車靠齒輪差動機構使木人手臂始終指向固定方位，浮雕借「控制論(cybernetics)」這一二十世紀才成形的學科名，回望這台公元3世紀的機械；又如「擒縱輪」被稱作「第一台機械鐘(First Mechanical Clock)」的雛形，呼應了整座作品「時間」的母題；而「多級火箭」「地動儀」「舵」「縱帆索具」等條目，則把古代中國在軍事、地質、航海領域的技術，一併納入這條「東方科技長河」的敍事。把這些發明與一座測時的日晷並置，浮雕想傳達的並非單純的懷古，而是一種「科學精神古已有之」的連續性主張。

這份清單裏最耐人尋味的，是若干帶有強烈「跨界詮釋」色彩的條目——它們把中國古代的圖形或概念，直接用現代科學語彙重新命名。例如浮雕將「陰陽符號」標註為「物質之本質：粒子—波動二象性理論(Yin Yang Symbol: Essence of Matter — Particle Wave Duality Theory)」，把「雪花的六角結構」標註為「自然的宇宙圖式(Cosmic Scheme of Nature)」，又把中醫對人體節律的觀察列為「人體的晝夜節律(Circadian Rhythms)」乃至「內分泌學(Science of Endocrinology)」。這類命名把古代經驗與二十世紀物理學、生理學的術語並置，已遠超「發明清單」的範疇，更像一種主張：東方古代智慧與現代科學之間存在某種可對話的連續性。這種詮釋是否嚴謹，學界儘可討論；但作為一座立校雕塑的宣言，它清楚地表達了創作者與校方想説的話——科大的「科技」，接的是一條從公元前一直流到今天的長河。

對一所理工見長的大學，把「古代東方科學」而非「未來科技」刻在入口最顯眼處，是一種刻意的「以古喻今」。它既回應了雕塑家「作品應與所在語境緊密相關」的構想，也給這座位於香港、面向世界招生的國際化大學，埋下了一條東方文化的根。

關於這幅浮雕的年代跨度，不同官方與檔案資料的表述並不完全一致，值得作一點考據。若嚴格按官方逐條列出的39項年代標註，最早的條目（如漆器、算盤）被標為公元前13世紀，最晚的條目（如赤道與天文儀器）被標為公元13世紀，故跨度約二十六個世紀；但也有官方概述性文字把範圍籠統寫作「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13世紀」或更窄區間。兩種説法的差異，源於「以整幅浮雕最早最晚條目為準」還是「以主體條目集中的時段為準」的口徑不同。本篇以CMO官網逐條清單所標年代^※ 為準，取「約公元前13世紀至公元13世紀」的完整跨度；讀者若在別處見到不同數字，多為口徑差異而非事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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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算日晷還是雕塑？為什麼幾乎沒人真用它看時間？

「Circle of Time」的官方定位是一座真能運作的日晷。據CMO官方頁面，作品以人類最早的科學儀器之一——日晷為原型，藉助太陽投影測定時間，主體由鋼材製成，矗立於台階式基座上，四周環繞流水池^※ 。流水與階梯狀跌水被明確賦予隱喻：據同一頁面，流水象徵時間的流逝與「歷史的川流」，而陽光投下的陰影則是這座日晷讀時的憑據。

但在實際使用層面，它幾乎是一座「讀不出時間的日晷」。據科大學生編纂的校園地點頁，這座日晷雖可運作，卻極不便於日常報時——需在晴天，且走上高層樓層、隔着辦公室的玻璃窗向下俯視，才能較清楚地看出投影所指的時刻^※ 。站在廣場地面平視，視差與陰影比例都不利於讀時。於是出現了一種近乎反諷的景觀：一座為「精確測時」而生的儀器，立在校園最核心的位置，卻幾乎沒有人真的靠它看時間。

有意思的是，藝術家本人對這層「反諷」是自覺的。據CMO官方頁面記載，Walsh-Smith夫婦的創作聲明寫道：他們選擇創造「一座沉思性的『時間之環』，在這片龐大建築羣繁忙的矩陣之中，成為一處綠洲(a contemplative 'Circle of Time', an oasis within the bustling matrix of this vast complex of buildings)」^※ 。換句話説，創作者從一開始想要的，就不是一台好用的鐘，而是一處讓人停下來沉思時間的精神空間。日晷的「不好用」，某種程度上正是設計意圖的一部分——它請你抬頭看太陽、看流水、看那兩千年的浮雕，而不是低頭看錶。

創作者對「作品與環境的關係」也有明確表述。據Art@Site所錄的藝術家聲明，Walsh-Smith夫婦認為主題應當與其所在環境緊密相關、以某種方式映照其所處位置的氛圍(the theme should be firmly 'in context' with its setting)，並讓光影同時勾勒起日晷與浮雕兩部分^※ 。這段話也解釋了為何浮雕的39項成就並非按編年整齊排列，而是隨台基流轉鋪陳——創作者要的不是一份線性的「科技年表」，而是一種像記憶般跌宕流動的歷史感，讓觀者繞行一週時，古代東方的種種發明在光影裏彼此疊合、互相呼應。

在功能與藝術之間，這件作品拒絕二選一。它同時是一座實際運作的日晷式雕塑，也是一座雕塑式日晷；它把測時的「用」與觀照的「美」焊在同一件鋼結構上。而這恰好也是科大想借它説的話：一件東西的實用性，並不需要犧牲它的藝術性。流水、陰影、浮雕與紅色鋼體在這裏共同構成一個「讓人停下來想一想時間」的裝置——它給出的與其説是幾點幾分，不如説是一種關於「時間從哪裏流來、又往哪裏流去」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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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鳥」這個名字從哪來？它憑什麼成了科大頭號品牌符號？

日晷有一個流傳更廣的名字：紅鳥(Red Bird)。這個稱謂有形與色兩重來源。據campus highlights官方頁面，這座位於廣場的日晷雕塑已成為科大的標誌(icon)，鋼結構漆以鮮明的紅色^※ ，與校區灰白調的建築羣形成強烈視覺反差；而日晷中心件的鋼製弧形從側面看，線條呈展翅騰飛之態，坊間因其形似飛鳥、色澤如火，遂喚作「紅鳥」。

在官方品牌敍事裏，「紅鳥」被進一步賦予神話意涵。據科大品牌指引(Brand Guidelines)，這隻紅鳥象徵中國的「鳳凰(Feng-huang)」——一種被賦予靈性的祥瑞之鳥，同時也呼應西方神話中浴火重生的不死鳥(phoenix)^※ 。品牌文件稱，這一造型「將科技與自然融為無縫的整體，正是這所大學作為一所機構的人格寫照」，其極簡線條既承接過去、又指向未來，而紅色的形體則「一望即知是火的形態」。鳳凰、火、騰飛、重生——一整套象徵被疊加到這座鋼製日晷之上，使它從一件校園裝飾升格為大學的精神圖騰。

從一件「賽馬會委託的公共藝術」到「大學頭號品牌符號」，紅鳥日晷經歷了一段被反複制度化的過程：

上表所列各項散見於科大官方品牌與校園資料，是「一件雕塑如何被系統性地轉化為一所大學的視覺身份」的典型案例。三十餘年間，紅鳥日晷從廣場中央的一件鋼鐵裝置，變成了印在明信片、徽標、紀念品與無數張畢業照上的科大符號——它不再只是「校園裏有一座日晷」，而是「看到這隻紅鳥，就知道這是科大」。

「紅鳥」既已升格為圖騰，其名也開始向校園各處蔓延，成為一個可供借用的命名詞根：校內不少學生組織與隊伍以「紅鳥(Red Bird)」自名，把這份視覺認同延伸到社團文化裏。需要澄清的一點是，「紅鳥」與「火鳥(Firebird)」在科大語境中常被混用，但據校園資料，清水灣校區內查無一件與紅鳥日晷相區別的獨立「火鳥」雕塑——兩者指的其實是同一件「Circle of Time」；而科大廣州分校(HKUST-GZ)入口另有一件名為「Firebird」的裝置，屬不同校區、不宜與清水灣的紅鳥日晷混為一談。這段「同名不同物」的辨析，連同校園其餘地標的橫向對照，均可參見地標建築與公共藝術全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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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為什麼叫它「火雞」？能爬嗎？

如果説「紅鳥」是官方給的名字，那麼「火雞」就是學生自己起的花名。據科大學生編纂的校園地點頁，這座官方名為「Circle of Time」的日晷，在校園社羣中被廣泛稱作「火雞」^※ 。這個廣東話暱稱的確切由來，官方文件並無解釋；坊間常見的推斷是，日晷頂部尖鋭的金屬構件配上整體紅色造型，令不少人聯想到火雞(Turkey)的外形——同一造型，官方讀作騰飛的鳳凰，學生卻讀成了餐桌上的火雞，雅俗之間的這道落差，本身就是校園文化的一則小小注腳。此説屬學生間口耳相傳的戲説，無文獻根據，姑錄待考，不當史實。要之，「Circle of Time」是官方正名、「Red Bird」是品牌暱稱、「火雞」是學生花名，三個名字對應三種視角：校方看到的是時間與鳳凰，品牌看到的是識別與傳承，而學生看到的，是一隻天天路過、可以隨口調侃的紅色大鳥。

圍繞這座雕塑，還有一條被反覆重申的校園規矩：能站，不能爬。據HKUST FYS校園地點頁，參觀者可登上台階式基座拍照留影，但攀爬日晷主體結構屬違規行為^※ 。據學生口述，儘管有此禁令，畢業生或新生偶爾仍會攀上台基最高層留念，這類越界之舉據稱是歷屆學生「標準嘗試」之一，卻並非總能得到即時勸阻。對於想認真看浮雕的人，建議繞台基緩步一圈——部分畫面在正午斜陽下陰影層次更分明，恰與雕塑家「讓光影成為敍事一部分」的設計意圖相合；若真想試着讀時，則據學生經驗，晴天從上層樓層隔窗俯視效果最佳。入口廣場位處主樓羣核心，全年對外開放，無需預約或門票。

對絕大多數科大人而言，紅鳥日晷更實際的身份，是校園生活裏那個「默認集合點」與「默認背景板」。據HKUST FYS，它坐落於入口廣場，是科大校園的標誌性地標^※ ；迎新、畢業、社團擺攤、朋友來訪，總有人約在「火雞」下見面，總有人在這隻紅鳥前按下快門。日晷本身不言不語，卻承接了一屆又一屆學生最日常的相聚與告別——它把「時間」這個抽象主題，落回到一張張拍攝於不同年份、卻背景相同的合影裏。某種意義上，這些照片才是這座日晷真正在測量的東西：不是幾點幾分，而是一代代人從入學到畢業的那幾年光陰。

一座讀不準時間的日晷、一個查無出處的「火雞」花名、一條屢禁屢犯的攀爬禁令——這些不完美的細節，反而讓紅鳥日晷從一件冰冷的品牌符號，長回成了一件被師生日日相處、彼此調侃的「自家物件」。它是科大對外的第一張臉，也是科大人之間的一句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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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查表：紅鳥日晷關鍵事實

如需把這座日晷放回校園地標的整體格局中（渾天儀、中央廣場、逸夫演藝中心、各冠名建築等），可參閲同類地標建築與公共藝術全錄；本篇則專注於「Circle of Time」這一件的來龍去脈。一句話總括：這是一件由賽馬會出資、經國際競賽選出、由雕塑家與晷學家聯手完成、又被一所年輕大學鄭重奉為圖騰的鋼製日晷——它既量太陽的影子，也量一所大學從創校至今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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