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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前史與命名 — 香港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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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常被稱作香港「第三所大學」。這一稱謂背後,是一段 1980 年代香港經濟急速轉型、催生高等教育擴張的歷史。本文梳理科大正式開校(1991)之前的完整前史:為什麼香港在 1980 年代需要第三所大學?誰主持了籌建?為什麼選址清水灣、又為何命名「科技大學」而非「理工學院」?香港賽馬會那筆奠定校園物質基礎的鉅額捐贈,究竟有多大分量?首任校長吳家瑋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本文可與 校史年表 並讀,本篇側重「為何建、誰來建、靠什麼建、如何命名」的縱深追問。


一、時代背景:服務經濟呼喚「第三所大學」

1970 至 1980 年代,香港經濟快速轉型,從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服務業與知識經濟升級。彼時香港只有兩所獲政府資助的大學:香港大學(1911 年創立)與香港中文大學(1963 年創立)。據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記述1980 年代後期,社會普遍預期一個日益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將對大學畢業生產生強勁需求

港督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和立法局議員鍾士元爵士(Sir Sze-Yuen Chung)等人認為,香港需要一所以科學與技術研究為核心的新大學,以支撐經濟轉型及提供充足的大學畢業生資源。政府預判,單靠港大與中大無法滿足即將到來的社會對科技人才的龐大需求,而建立一所旗幟鮮明的研究型理工大學,既可補充高等教育缺口,也可為香港打造面向國際的科研品牌。

一個常被援引的細節:據 維基百科,科大是香港第一所「在成立時沒有任何前身機構」的大學——它不是由某所專上學院升格而來,而是「平地起新城」,從零開始整體規劃。這一點也成為科大「不復制、要創造」精神的歷史起點。


二、籌建歷程(1986–1991)

1986 年:正式立項與籌備委員會

1986 年 3 月,香港政府正式宣佈將興建第三所大學,以科學、科技、工程及工商管理為主要學科同年 9 月,「香港科技大學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由鍾士元爵士(Sir Sze-Yuen Chung)出任主席。委員會隨後召開六次會議,對校名、校址、建築設計、學術架構及行政框架作出關鍵決策。

科大的籌建,離不開這位被校方稱為「關鍵創校人」(key founder)的人物。據科大悼念文告,鍾士元在科大初創階段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並在大學成立後出任首任校董會主席(任期詳見 治理架構與歷任校長(下))。籌委會承擔了選址、定名、學術架構與行政框架等一系列奠基性決策;鍾士元作為香港工業界與公共事務的資深人物,其聲望與組織能力,為這所新大學爭取政府支持、社會捐贈與學術資源提供了關鍵助力——此前他亦參與推動香港理工大學與城市大學的建立,是香港高教擴張時代的核心政策人物。可以説,若無一位有分量的「關鍵創校人」統籌全局,科大「從零起步、整體規劃」的雄心很難落地。

命名過程

據官方記錄,籌備委員會在 1986 至 1988 年的籌建期間確定大學名稱為「香港科技大學(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英文縮寫 HKUST,港人習稱「科大」,英文校內常用「UST」。名稱刻意使用「科學」(Science)而非「理工」(Polytechnic),以彰顯其研究型大學定位,與同期香港理工學院(後升格為香港理工大學)的職業教育取向區隔——這一命名選擇的深意詳見本文第五節。

1987 年:賽馬會宣佈鉅額捐款

1987 年 6 月,香港賽馬會宣佈捐款 15 億港元,專項用於清水灣校園的興建工程。這筆捐款是香港當時規模最大的單筆教育捐款,奠定了科大校園建設的財務基礎(捐贈的完整脈絡與後續意義見本文第四節)。此後,賽馬會又委託愛爾蘭雕塑家 Charles 及 Joan Walsh-Smith 夫婦創作了著名的紅鳥日晷雕塑,安置於校園入口廣場(詳見 校訓、校徽與校園標誌)。

選址清水灣

科大最終選址於新界西貢區清水灣半島的大埔仔(Tai Po Tsai)。清水灣三面環山,依山面海,與吐露港相鄰,視野開闊,具有獨特的自然景觀,校園面積約 60 公頃(150 英畝)的海濱用地。這裏距中心城區(尖沙咀)車程不超過 30 分鐘,既有相對隔離的學術環境,又保持與都市的通達性。這片遠離市區、可供整體規劃的臨海坡地,讓科大得以按研究型大學的需要從頭設計校園佈局(其依山面海的地理格局,詳見 地標建築與公共藝術);值得一提的是,這片土地此前曾有軍營等用途的歷史痕跡,本館在 地標傳説與校園掌故 中另有記述。

1988 年:吳家瑋受聘首任校長、動土典禮

1988 年 9 月,吳家瑋教授(Prof. Chia-Wei Woo)正式受委任為香港科技大學首任校長。同年 11 月,清水灣校園舉行動土典禮,標誌着校園工程正式啓動。

1989 年:王儲題字

1989 年 11 月 8 日,英國威爾士親王查爾斯王儲親赴清水灣,為校園基石題字,象徵英國皇室對這所新大學的重視。


三、首任校長吳家瑋:生平與貢獻

早年背景與學術生涯

吳家瑋於 1937 年在上海出生,成長於香港。他在美國完成高等教育,先後取得喬治敦學院物理與數學學士學位,以及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物理學碩士及博士學位,並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完成博士後研究。早年執教西北大學,迅速晉升至物理學系主任;其後赴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任院長(Provost)。1983 年,年僅 45 歲的吳家瑋出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擔任主要大學校長的華裔人士

回港籌建科大

吳家瑋在美國工作 30 餘年後,於 1986 年代初應召回港,加入科大籌備委員會,最終在 1988 年正式就任首任校長。他的辦學理念簡明:「創造,不是複製(Creating, not replicating)」。他堅信唯有第一流的師資,才能培育第一流的人才,併為此在全球大力羅致頂尖學者。

在他主持下,科大原定於 1994 年開校,卻提前三年於 1991 年 10 月正式開幕,創下香港高教建設史上的速度紀錄。首批學生入讀時,大學已有多個學院運作,師資隊伍亦頗具規模。

任期內,他確立以「研究」為核心的大學定位,兼顧理學、工學、工商管理、人文社科;1999 年推動成立北京大學—香港科大深港研究所;2001 年與深圳合作推進醫療科研項目。吳家瑋執掌科大至 2001 年,任內十年是大學從零到國際知名的奠基時期(歷任校長完整脈絡見 治理架構與歷任校長(上))。

辭世

吳家瑋於 2025 年 3 月 19 日在香港逝世,享年 87 歲。科大官方隨即發出訃告,稱其為「科大精神的具象化」,香港特首亦出席悼念。


四、賽馬會的奠基性捐贈:1987–1992 年逾 19 億港元

如果説籌委會解決了「誰來建」,那麼解決「靠什麼建」的,是香港賽馬會。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官方記述,賽馬會為興建香港這所「第三所大學」,在 1987 至 1992 年間捐款逾 19 億港元(亦見 維基百科對賽馬會的記載)。這是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單筆教育捐贈之一。

數字辨析: 科大官方里程碑頁將 1987 年賽馬會的首筆捐款記為 15 億港元(用於清水灣校園建設),而賽馬會方面記述的「逾 19 億港元」則是 1987–1992 年整個建設期的累計捐贈。兩個數字口徑不同(單筆 vs. 累計、起始 vs. 全程),並不矛盾。本館並置兩者,供讀者按來源自行判別;引用具體數字前,請回到原始來源核對口徑。

這筆捐贈的意義遠不止於資金。它確立了賽馬會與科大之間延續至今的深度淵源——從最初的校園建設與紅鳥日晷雕塑的委託創作,到 2013 年高等研究院冠名為「賽馬會高等研究院」,賽馬會的名字貫穿科大三十餘年的發展(相關命名脈絡詳見 捐贈與命名)。從辦校敍事看,登上《自然》的早期科研突破、Kellogg-HKUST EMBA 的全球稱冠等成就,都常被援引為賽馬會當初這筆「押注研究型大學願景」的重金投入的兑現。


五、「科學」之名的深意:一次定位的宣示

回看科大的命名,「科學技術大學」(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而非「理工大學」(Polytechnic)這一字之擇,並非隨意,而是一次關於辦學定位的鄭重宣示——其影響延續至今。

「Polytechnic」(理工)一詞,在英式高教傳統中往往與職業導向、應用技術、教學型的院校相聯繫(如同期的香港理工學院);而「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的「Science」,則明確指向基礎科學研究研究型大學的定位。籌委會刻意選用後者,等於在創校之初便宣告:這將是一所以「研究」立校、對標國際一流研究型大學(參照美國 MIT、加州理工等「理工科研強校」模式)的大學,而非一所升級版的職業技術學院。

這一命名選擇,與創校校長「創造,不是複製」的理念相互呼應,也與科大日後的發展軌跡高度一致:

  • 它解釋了為何科大從建校第一個十年起便急於登上《自然》(如 2000 年世界最細碳納米管,參見 科大「第一」與重大成就掌故)——基礎研究的突破,正是「Science」之名的兑現;
  • 它也解釋了為何科大在排名上長期以「研究指標」(如論文影響力、師均科研產出)見長,並在「年輕大學排名」中屢居前列(參見 綜合排名香港專上格局對比);
  • 它更與科大「無前身、平地起樓」的特殊性疊加——既然不必揹負任何舊院校的職業教育包袱,科大便得以從一開始就按「純研究型大學」的藍圖來設計。

一個常被忽略的對照:香港理工大學(PolyU)、香港城市大學(CityU)的英文名中雖無「Polytechnic」(兩校已於 1994 年「正名」去理工化),但其前身均為理工/城市理工學院,是「由職業教育升格」的路徑;唯獨科大「一步到位」地以「Science and Technology」命名、以研究型框架建校。這一命名上的差異,恰是科大「研究型基因」最早、也最凝練的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説,「科大」二字裏的「科」,承載的遠不止一個學科範疇,更是一種辦學哲學的自我定位。


六、開校典禮與小結:一所大學的「三塊基石」

1991 年 10 月 2 日,大學正式開校,迎來首批約 560 名本科生和 140 名研究生同年 10 月 10 日,港督衞奕信爵士(Sir David Wilson)主持正式開幕典禮,宣告香港第三所大學正式踏上歷史舞台。

把前史的三條線索並置,科大的誕生可歸納為「三塊基石」的疊加:

  1. 時代需求——1980 年代香港服務經濟轉型對理工人才的強勁需求,提供了建校的內在動因;
  2. 人的統籌——以鍾士元爵士為代表的籌委會,把「建第三所大學」的政策意向,轉化為可執行的選址、定名與架構方案;
  3. 物質奠基——香港賽馬會逾 19 億港元的奠基性捐贈,為清水灣校園的拔地而起提供了物質基礎。

三者缺一不可。1991 年 10 月那座海濱校園的開校,正是這三塊基石疊加的結果。值得進一步玩味的,是這「三塊基石」之間的關係——它們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成就。倘若沒有 1980 年代經濟轉型的時代需求,政府沒有動因去籌建第三所大學;倘若沒有鍾士元爵士這樣有分量的關鍵創校人統籌,「建校」的政策意向也難以轉化為可執行的方案;而倘若沒有香港賽馬會逾 19 億港元的奠基性捐贈,再好的藍圖也難以在三年內化為清水灣那片拔地而起的校園。三者環環相扣,共同促成了一所「無前身、平地起樓」的研究型大學在短短數年內成形——這在世界高教史上都屬罕見的「快速建校」案例。

這段前史也為理解科大日後的諸多特質提供了鑰匙。其一,「服務香港經濟轉型」的創校初衷,解釋了為何科大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實用與創業取向——從機場風切變預警系統(參見 科大「第一」與重大成就掌故)到大疆等衍生企業(參見 科研產出與衍生公司),科大始終樂於把科研與產業、與香港的實際需要緊密相連。其二,「無前身、整體規劃」的起點,解釋了為何科大敢於在治理、課程乃至廣州校區的「樞紐—學域」架構(參見 廣州校區「四樞紐·十六學域」完整圖譜)上不斷嘗試「不復制、要創造」的制度創新——因為它本就沒有需要遷就的歷史包袱。其三,賽馬會等社會力量的深度參與,則奠定了科大此後以社會捐贈支撐發展的籌資傳統(參見 李兆基的四億港元捐贈與命名)。

可以説,科大並非憑空崛起的「幸運兒」,而是時代需求、人的統籌與社會資本三者在 1980 年代末那個特定歷史節點上精準交匯的產物。理解了這段前史,便不難理解這所年輕大學日後種種「跳級式」表現背後的內在邏輯。


來源 · 自行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