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夺得香港「第三所医学院」（2025年11月）——击败理大与浸大的标书之争

一句话结论： 2025年11月18日行政会议批准香港科技大学（HKUST）筹办全港第三所医学院，在与理大、浸大的十项准则竞投中胜出，首届约50人于2028/29学年入学。

香港上一次新增医学院，要追溯到1981年的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四十四年后再添一所，政府没有「钦点」，而是摆开一场公开竞投——一封发给八所教资会资助大学的邀请信、三份厚逾百页的建议书、一个由医学界与政府部门代表组成的工作组、十项写在纸上的评分准则，最后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拍板。本页不复述科大医学院「要做什么」（那属于 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筹）（上）^※ 与 （下）^※ 的范围），而是考据这场竞投「怎么选、凭什么选、落选者怎么走」的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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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为什么用「竞投」而不是「指定」来选第三所医学院？

香港公营医疗长期缺医，是这场竞投的制度起点。据食物及卫生局的「医疗人力推算2020」，香港医生人手将持续短缺，到2030年及2040年分别欠缺约1,610名及1,949名医生^※；同一推算显示公院医生分布高度不均，以2020/21年度计，港岛西每千人口约有1.3名公院医生，九龙东则仅约0.7名。医生荒既是长期结构性问题，也是这场竞投最直接的政策动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行政长官在2024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提出筹建第三所医学院，以扩大本地医生培训；政府随即在同月成立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Task Group on Preparation for the New Medical School），并于 2024年12月向多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资助的大学发出邀请信^※，请有意者提交建议书。把办学权交给公开竞投，而非直接指派给某校，本身就是一项制度选择：它让评审得以在多个方案之间横向比较，也把「差异化定位」变成可被打分的硬指标。

香港此前两所医学院的诞生，都与时代需求相扣：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可上溯至1887年的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全港最早的西医教育机构；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则于1981年成立，回应的是1970年代末本地医生培训严重不足的压力。四十四年后再设第三所，同样是一次由人手缺口驱动的扩张——只是这一次，政府把「谁来办」交给了竞投程序去回答。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多次公开表态中，把工作组的期望讲得很直白——他期望新医学院采取与现有两所医学院错位发展的创新策略定位，在课程、收生来源以至研究项目上带动本地医疗教育与研究的多元化。换言之，谁能证明自己「不是第三所港大或中大」，谁就更接近这张办学牌照。这一「错位」要求，后来成为三校建议书的共同命题，也解释了为何三份方案会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各自发力。

值得区分的是，这所新医学院是公帑资助的四年制研究生入学课程，其课程最终须经 香港医务委员会（Medical Council of Hong Kong）认证方可颁授行医资格^※。也就是说，行政会议的批准只是「准许筹办」，真正决定毕业生能否行医的把关权，仍握在医委会手里——竞投胜出并非终点，而是一段更长的认证长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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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是谁在评？

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的组成，决定了这场竞投由哪一种专业眼光来打分。据政府公报，工作组由教育局局长与医务卫生局局长担任联席主席，成员则涵盖多方专业力量。据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工作组成员包括：

• 本地、内地及海外在医学教育与大学管理方面经验丰富的学者；
• 香港医务委员会与香港医学专科学院（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的代表；
• 相关政府决策局与部门的代表；
• 医疗专业界别人士。

这一组成有其制度含义：医委会代表在场，意味着「课程将来能否通过认证」在评审阶段就被前置考量；医学专科学院代表在场，则把毕业后专科培训的衔接纳入视野；而内地与海外学者的加入，呼应了政府对新医学院「全球视野」与「大湾区协同」的双重期待。把决定权交给这样一个跨界别工作组，而非单一决策局，也让最终的选择更难被质疑为某一部门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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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项评审准则具体是哪十项？

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对三份建议书作了「深入的技术评估」，评估框架由十项主要准则构成。据 香港政府新闻网^※，这十项准则涵盖如下维度：

这张准则表本身就是一份「制度说明书」：它把「谁该办医学院」这个宏大问题，拆成十个可被逐项打分的技术命题。其中第一项「创新策略定位」与第七项「资金财务安排」，后来被证明是分野三校的关键——前者考的是「错位到什么程度」，后者考的是「不花公帑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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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提交到批准，这场竞投走了多久？

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的评审，是一条长约八个月的技术长跑。把公开来源里的节点串起来，时间线相当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两轮会面」这一设计——工作组并非仅凭书面建议书打分，而是在2025年5月与6月分两轮与三校当面问询。这种「书面加答辩」的双轨评审，让各校有机会就评委的疑问补充说明，也让评审得以穿透文本、检验方案的真实成色。从3月17日截标到11月18日拍板，历时约八个月，在香港重大公共决策中属审慎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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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八所教资会资助大学里，只有三所入局？

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的邀请信，发给的是全体教资会资助大学，但真正递交建议书的只有三所——这一「八选三」的格局，本身就说明了办医学院的门槛之高。八所资助大学中，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早已各设医学院，不在新办之列；余下六所里，最终只有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入局，城市大学、岭南大学、教育大学等则未提交建议书^※。

未入局并不难理解：新办一所医学院，须同时具备招募国际师资的号召力、可对接的临床教学网络、以及承担巨额自筹的财务底气——十项准则里的多数条目，都对院校的既有底盘提出硬要求。科大靠的是AI与工程科研，理大靠的是四十五年医疗相关教育，浸大靠的是中医药与中医医院运营权；三校各有一块「别人难以复制」的底盘，才敢入这场局。这也侧面印证了工作组把「创新策略定位」列为第一准则的用意——在香港，能办医学院的院校本就不多，能办出「错位」新意的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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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校建议书的制度取向有何不同？

三份建议书的分野，是这场竞投最耐读的部分。三校都要回答同一道题——如何「错位发展」——却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答案。以下并置各校的核心取向（各方案的完整细节见 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筹）（上）^※，此处仅从「制度定位」层面对比）：

三种取向对应三种「制度赌注」：科大赌的是「白纸好作画」——没有旧医学院的历史包袱，反而更能把科技与医学从头融合；理大赌的是「既有底盘」——四十五年医疗相关教育与庞大的专业毕业生群体；浸大赌的是「独门牌照」——中医药学院的长期积累与营运香港首间中医医院的独特地位。工作组最终选择了科大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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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给出的胜出理由是什么？「自筹」为何是关键？

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选中科大的核心理由，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宣布当日概括得相当集中。他指科大在「创新策略定位」上最为突出，评委认为科大在师资招募与学生吸引力、以至科研方面均具优势。卢宠茂的原话是：

「策略定位非常清晰、全球视野广阔。」（香港政府新闻网）^※

在四项被反复提及的优势（策略定位、医研融合、全球视野、财务实力）里，财务模式是最具制度含金量的一项。据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科大承诺自筹逾20亿港元在清水湾校园兴建医学院综合大楼，作为新医学院校舍，资金来自捐款与院校自有资金。而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科大承诺未来25年对医学院投入逾70亿港元，政府则以近乎一比一的比例配对资助——这一「院校出一元、政府配一元」的机制，把科大的自筹能力直接转化为撬动公帑的杠杆。

科大高层在当日把「财政自给」讲成了竞争力本身。据 香港01报道^※，科大校董会主席沈向洋以院校储备充裕作答，称科大「这么多年都无借钱、无争钱」，有充分信心在财政上应付逾70亿元的25年投入；校长叶玉如则表示未来25年将投入逾70亿元支持医学院发展。在一场把「资金财务安排」明列为第七项准则的竞投里，「不必依赖公共赤字融资」本身就是一张有力的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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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与浸大落选后，各自转向了哪里？

落选并不意味着两校退出医疗版图，反而各自把建议书里的构想沉淀成了新的机构或方向。理大与浸大在2025年11月18日当天的回应，都克制而不认输。

理大（PolyU）一侧，据 理大新闻稿^※，校方表示对未能获选感到失望，但完全尊重政府的决定。据 香港01报道^※，校长滕锦光以「失败乃成功之母」勉励团队，称将检视申建经验、完善相关工作；校董会主席林大辉感谢筹建团队心血，希望团队不因此气馁。理大明言将继续发挥「医工结合」的独特优势，回应社会对医疗专业人员的需求——把落选的建议书，转化为既有工程与医疗教育强项的延续。

浸大（HKBU）一侧，最具制度意味的是：申建过程中成立的机构留了下来。据 香港01报道^※，校长卫炳江表示，筹备建议书过程中成立的前沿转化医学研究院将继续发展为医学科研与医疗保健领域的前沿研发中心；校董会暨咨议会主席黄英豪则称「浸大不会就此停下来」，将致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据 浸大新闻稿^※，浸大将继续推动中医药发展与中西医协作，并与香港首间中医医院紧密合作。一场竞投落幕，两所落选大学都把「未竟的医学院」改写成了各自领域里可以立即启用的科研与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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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批准之后，科大还要过哪些制度关？

行政会议的「原则上批准」，在制度上只是打开了一道门，门后还有几道关要过。第一道是认证关：新医学院的四年制课程须经香港医务委员会认证，毕业生方能取得本地行医资格。据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这所公帑资助的医学院即以医委会认证为前提——这意味着课程设计不能只顾「科技错位」的新意，还须满足医委会对临床能力的既有标准，两者如何兼容，是科大接下来数年最实际的考题。

第二道是建设关：首届学生要有校舍上课，科大须在2028年中前于清水湾建成过渡大楼（进度见 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筹）（下）^※；2026年4月28日的动土典礼与「先过渡、后永久」两阶段路线的制度成因，另见 20亿港元医学大楼动土^※）。第三道是师资与临床网络关：从零建起一支临床师资队伍、并落实足够的临床见习医院安排，是十项准则里的核心承诺，也须在招生前兑现。从这个角度看，2025年11月18日的胜出，与其说是终点，不如说是把科大推上了一条以医委会认证为终检、以2028/29学年首届招生为节点的多年长跑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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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界怎么看科大这张「新面孔」？

科大此前从未办过医学院，这是评审阶段绕不开的疑问，也是外界对这次结果最直接的追问。一个来自竞争院校、却相对中立的评价，来自中大医学院前院长、时任中大副校长霍泰辉。

据 香港01报道^※，霍泰辉认为政府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亦是很正确的决定」。对科大缺乏医疗培训经验，他表示「毫不担心」——作为亲历中大医学院创办的「开荒牛」，他见证过一所医学院「从零到一」并跻身全球前列的可行性。他以微创手术的发展为例，指新生事物在旧架构里往往较难茁壮成长，因此科大以全新架构承接「医工结合」的大趋势反而具有优势。他还特别提到，科大校内「上下一心支持成立医学院是难能可贵」，与该校长期擅长跨学科协作的文化相关。

这一来自「前朝开荒牛」的背书，恰好回应了竞投中最微妙的一项风险：一所没有医学院历史的理工科强校，能否从零建起一所合格的医学院。霍泰辉的答案是——正因为没有历史包袱，反而可能走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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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竞投在制度层面留下了什么？

把镜头拉远，这场竞投的制度遗产有三层。其一，它确立了「以公开竞投配置办学权」的先例——面对四十四年来首次新增医学院，政府选择用可比较、可打分、可问责的竞投程序，而非行政指派，来分配一项稀缺的公共办学资源。其二，它把「财务自给」抬升为竞争力的核心指标——科大以自筹逾70亿、政府一比一配对的模式胜出，为往后公营高等教育项目「院校出资撬动公帑」提供了范式。其三，它没有让落选方案的智力资本白白流失——理大的医工结合、浸大的前沿转化医学研究院，都在竞投之外找到了各自的落点，客观上把一场「单一赢家」的竞投，扩散成了三校在医疗创新上的并行推进。

这套「竞投配置、自筹撬动、错位定位」的组合，也为往后的公共项目立了一个可援引的先例：当一项稀缺的公共办学资源面对多个有力竞争者时，用可打分、可问询、可问责的程序去分配，比行政指派更经得起检视。至于这套程序是否真的选出了「最优解」，答案要等到2032年首批毕业生走出考场、乃至牛潭尾永久院区落成之后，才会由时间给出。

制度层面的收束，则回到那句反复出现的官方定调。据 香港政府新闻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原则上批准科大筹办，正是这场历时约八个月、十项准则、两轮问询的竞投的终点，也是一段更长的认证与建设长跑的起点——首届约50名学生2028/29学年入学，首批毕业则要到2032年（校舍、院长与建设进度见 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筹）（下）^※）。

注：本页所述工作组组成、准则、时间线、财务数字与各方表态均以来源页面所载为准，具时效性；相关安排会持续更新，引用前请以官方最新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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