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奪得香港「第三所醫學院」（2025年11月）——擊敗理大與浸大的標書之爭

一句話結論： 2025年11月18日行政會議批准香港科技大學（HKUST）籌辦全港第三所醫學院，在與理大、浸大的十項準則競投中勝出，首屆約50人於2028/29學年入學。

香港上一次新增醫學院，要追溯到1981年的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四十四年後再添一所，政府沒有「欽點」，而是擺開一場公開競投——一封發給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的邀請信、三份厚逾百頁的建議書、一個由醫學界與政府部門代表組成的工作組、十項寫在紙上的評分準則，最後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拍板。本頁不復述科大醫學院「要做什麼」（那屬於 香港科技大學醫學院（籌）（上）^※ 與 （下）^※ 的範圍），而是考據這場競投「怎麼選、憑什麼選、落選者怎麼走」的制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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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為什麼用「競投」而不是「指定」來選第三所醫學院？

香港公營醫療長期缺醫，是這場競投的制度起點。據食物及衞生局的「醫療人力推算2020」，香港醫生人手將持續短缺，到2030年及2040年分別欠缺約1,610名及1,949名醫生^※；同一推算顯示公院醫生分佈高度不均，以2020/21年度計，港島西每千人口約有1.3名公院醫生，九龍東則僅約0.7名。醫生荒既是長期結構性問題，也是這場競投最直接的政策動因。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行政長官在2024年10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籌建第三所醫學院，以擴大本地醫生培訓；政府隨即在同月成立籌備新醫學院工作組（Task Group on Preparation for the New Medical School），並於 2024年12月向多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大學發出邀請信^※，請有意者提交建議書。把辦學權交給公開競投，而非直接指派給某校，本身就是一項制度選擇：它讓評審得以在多個方案之間橫向比較，也把「差異化定位」變成可被打分的硬指標。

香港此前兩所醫學院的誕生，都與時代需求相扣：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可上溯至1887年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是全港最早的西醫教育機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則於1981年成立，回應的是1970年代末本地醫生培訓嚴重不足的壓力。四十四年後再設第三所，同樣是一次由人手缺口驅動的擴張——只是這一次，政府把「誰來辦」交給了競投程序去回答。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多次公開表態中，把工作組的期望講得很直白——他期望新醫學院採取與現有兩所醫學院錯位發展的創新策略定位，在課程、收生來源以至研究項目上帶動本地醫療教育與研究的多元化。換言之，誰能證明自己「不是第三所港大或中大」，誰就更接近這張辦學牌照。這一「錯位」要求，後來成為三校建議書的共同命題，也解釋了為何三份方案會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各自發力。

值得區分的是，這所新醫學院是公帑資助的四年制研究生入學課程，其課程最終須經 香港醫務委員會（Medical Council of Hong Kong）認證方可頒授行醫資格^※。也就是説，行政會議的批准只是「准許籌辦」，真正決定畢業生能否行醫的把關權，仍握在醫委會手裏——競投勝出並非終點，而是一段更長的認證長跑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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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新醫學院工作組」是誰在評？

籌備新醫學院工作組的組成，決定了這場競投由哪一種專業眼光來打分。據政府公報，工作組由教育局局長與醫務衞生局局長擔任聯席主席，成員則涵蓋多方專業力量。據 香港政府新聞公報^※，工作組成員包括：

• 本地、內地及海外在醫學教育與大學管理方面經驗豐富的學者；
• 香港醫務委員會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的代表；
• 相關政府決策局與部門的代表；
• 醫療專業界別人士。

這一組成有其制度含義：醫委會代表在場，意味着「課程將來能否通過認證」在評審階段就被前置考量；醫學專科學院代表在場，則把畢業後專科培訓的銜接納入視野；而內地與海外學者的加入，呼應了政府對新醫學院「全球視野」與「大灣區協同」的雙重期待。把決定權交給這樣一個跨界別工作組，而非單一決策局，也讓最終的選擇更難被質疑為某一部門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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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項評審準則具體是哪十項？

籌備新醫學院工作組對三份建議書作了「深入的技術評估」，評估框架由十項主要準則構成。據 香港政府新聞網^※，這十項準則涵蓋如下維度：

這張準則表本身就是一份「制度説明書」：它把「誰該辦醫學院」這個宏大問題，拆成十個可被逐項打分的技術命題。其中第一項「創新策略定位」與第七項「資金財務安排」，後來被證明是分野三校的關鍵——前者考的是「錯位到什麼程度」，後者考的是「不花公帑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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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提交到批准，這場競投走了多久？

籌備新醫學院工作組的評審，是一條長約八個月的技術長跑。把公開來源裏的節點串起來，時間線相當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兩輪會面」這一設計——工作組並非僅憑書面建議書打分，而是在2025年5月與6月分兩輪與三校當面問詢。這種「書面加答辯」的雙軌評審，讓各校有機會就評委的疑問補充説明，也讓評審得以穿透文本、檢驗方案的真實成色。從3月17日截標到11月18日拍板，歷時約八個月，在香港重大公共決策中屬審慎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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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裏，只有三所入局？

籌備新醫學院工作組的邀請信，發給的是全體教資會資助大學，但真正遞交建議書的只有三所——這一「八選三」的格局，本身就説明了辦醫學院的門檻之高。八所資助大學中，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早已各設醫學院，不在新辦之列；餘下六所裏，最終只有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入局，城市大學、嶺南大學、教育大學等則未提交建議書^※。

未入局並不難理解：新辦一所醫學院，須同時具備招募國際師資的號召力、可對接的臨牀教學網絡、以及承擔鉅額自籌的財務底氣——十項準則裏的多數條目，都對院校的既有底盤提出硬要求。科大靠的是AI與工程科研，理大靠的是四十五年醫療相關教育，浸大靠的是中醫藥與中醫醫院運營權；三校各有一塊「別人難以複製」的底盤，才敢入這場局。這也側面印證了工作組把「創新策略定位」列為第一準則的用意——在香港，能辦醫學院的院校本就不多，能辦出「錯位」新意的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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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校建議書的制度取向有何不同？

三份建議書的分野，是這場競投最耐讀的部分。三校都要回答同一道題——如何「錯位發展」——卻給出了三種截然不同的制度答案。以下並置各校的核心取向（各方案的完整細節見 香港科技大學醫學院（籌）（上）^※，此處僅從「制度定位」層面對比）：

三種取向對應三種「制度賭注」：科大賭的是「白紙好作畫」——沒有舊醫學院的歷史包袱，反而更能把科技與醫學從頭融合；理大賭的是「既有底盤」——四十五年醫療相關教育與龐大的專業畢業生羣體；浸大賭的是「獨門牌照」——中醫藥學院的長期積累與營運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的獨特地位。工作組最終選擇了科大的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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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給出的勝出理由是什麼？「自籌」為何是關鍵？

籌備新醫學院工作組選中科大的核心理由，被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宣佈當日概括得相當集中。他指科大在「創新策略定位」上最為突出，評委認為科大在師資招募與學生吸引力、以至科研方面均具優勢。盧寵茂的原話是：

「策略定位非常清晰、全球視野廣闊。」（香港政府新聞網）^※

在四項被反覆提及的優勢（策略定位、醫研融合、全球視野、財務實力）裏，財務模式是最具制度含金量的一項。據 香港政府新聞公報^※，科大承諾自籌逾20億港元在清水灣校園興建醫學院綜合大樓，作為新醫學院校舍，資金來自捐款與院校自有資金。而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科大承諾未來25年對醫學院投入逾70億港元，政府則以近乎一比一的比例配對資助——這一「院校出一元、政府配一元」的機制，把科大的自籌能力直接轉化為撬動公帑的槓桿。

科大高層在當日把「財政自給」講成了競爭力本身。據 香港01報道^※，科大校董會主席沈向洋以院校儲備充裕作答，稱科大「這麼多年都無借錢、無爭錢」，有充分信心在財政上應付逾70億元的25年投入；校長葉玉如則表示未來25年將投入逾70億元支持醫學院發展。在一場把「資金財務安排」明列為第七項準則的競投裏，「不必依賴公共赤字融資」本身就是一張有力的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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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與浸大落選後，各自轉向了哪裏？

落選並不意味着兩校退出醫療版圖，反而各自把建議書裏的構想沉澱成了新的機構或方向。理大與浸大在2025年11月18日當天的回應，都剋制而不認輸。

理大（PolyU）一側，據 理大新聞稿^※，校方表示對未能獲選感到失望，但完全尊重政府的決定。據 香港01報道^※，校長滕錦光以「失敗乃成功之母」勉勵團隊，稱將檢視申建經驗、完善相關工作；校董會主席林大輝感謝籌建團隊心血，希望團隊不因此氣餒。理大明言將繼續發揮「醫工結合」的獨特優勢，回應社會對醫療專業人員的需求——把落選的建議書，轉化為既有工程與醫療教育強項的延續。

浸大（HKBU）一側，最具制度意味的是：申建過程中成立的機構留了下來。據 香港01報道^※，校長衞炳江表示，籌備建議書過程中成立的前沿轉化醫學研究院將繼續發展為醫學科研與醫療保健領域的前沿研發中心；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黃英豪則稱「浸大不會就此停下來」，將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據 浸大新聞稿^※，浸大將繼續推動中醫藥發展與中西醫協作，並與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緊密合作。一場競投落幕，兩所落選大學都把「未竟的醫學院」改寫成了各自領域裏可以立即啓用的科研與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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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批准之後，科大還要過哪些制度關？

行政會議的「原則上批准」，在制度上只是打開了一道門，門後還有幾道關要過。第一道是認證關：新醫學院的四年制課程須經香港醫務委員會認證，畢業生方能取得本地行醫資格。據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這所公帑資助的醫學院即以醫委會認證為前提——這意味着課程設計不能只顧「科技錯位」的新意，還須滿足醫委會對臨牀能力的既有標準，兩者如何兼容，是科大接下來數年最實際的考題。

第二道是建設關：首屆學生要有校舍上課，科大須在2028年中前於清水灣建成過渡大樓（進度見 香港科技大學醫學院（籌）（下）^※；2026年4月28日的動土典禮與「先過渡、後永久」兩階段路線的制度成因，另見 20億港元醫學大樓動土^※）。第三道是師資與臨牀網絡關：從零建起一支臨牀師資隊伍、並落實足夠的臨牀見習醫院安排，是十項準則裏的核心承諾，也須在招生前兑現。從這個角度看，2025年11月18日的勝出，與其説是終點，不如説是把科大推上了一條以醫委會認證為終檢、以2028/29學年首屆招生為節點的多年長跑起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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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界怎麼看科大這張「新面孔」？

科大此前從未辦過醫學院，這是評審階段繞不開的疑問，也是外界對這次結果最直接的追問。一個來自競爭院校、卻相對中立的評價，來自中大醫學院前院長、時任中大副校長霍泰輝。

據 香港01報道^※，霍泰輝認為政府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亦是很正確的決定」。對科大缺乏醫療培訓經驗，他表示「毫不擔心」——作為親歷中大醫學院創辦的「開荒牛」，他見證過一所醫學院「從零到一」並躋身全球前列的可行性。他以微創手術的發展為例，指新生事物在舊架構裏往往較難茁壯成長，因此科大以全新架構承接「醫工結合」的大趨勢反而具有優勢。他還特別提到，科大校內「上下一心支持成立醫學院是難能可貴」，與該校長期擅長跨學科協作的文化相關。

這一來自「前朝開荒牛」的背書，恰好回應了競投中最微妙的一項風險：一所沒有醫學院歷史的理工科強校，能否從零建起一所合格的醫學院。霍泰輝的答案是——正因為沒有歷史包袱，反而可能走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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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競投在制度層面留下了什麼？

把鏡頭拉遠，這場競投的制度遺產有三層。其一，它確立了「以公開競投配置辦學權」的先例——面對四十四年來首次新增醫學院，政府選擇用可比較、可打分、可問責的競投程序，而非行政指派，來分配一項稀缺的公共辦學資源。其二，它把「財務自給」抬升為競爭力的核心指標——科大以自籌逾70億、政府一比一配對的模式勝出，為往後公營高等教育項目「院校出資撬動公帑」提供了範式。其三，它沒有讓落選方案的智力資本白白流失——理大的醫工結合、浸大的前沿轉化醫學研究院，都在競投之外找到了各自的落點，客觀上把一場「單一贏家」的競投，擴散成了三校在醫療創新上的並行推進。

這套「競投配置、自籌撬動、錯位定位」的組合，也為往後的公共項目立了一個可援引的先例：當一項稀缺的公共辦學資源面對多個有力競爭者時，用可打分、可問詢、可問責的程序去分配，比行政指派更經得起檢視。至於這套程序是否真的選出了「最優解」，答案要等到2032年首批畢業生走出考場、乃至牛潭尾永久院區落成之後，才會由時間給出。

制度層面的收束，則回到那句反覆出現的官方定調。據 香港政府新聞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原則上批准科大籌辦，正是這場歷時約八個月、十項準則、兩輪問詢的競投的終點，也是一段更長的認證與建設長跑的起點——首屆約50名學生2028/29學年入學，首批畢業則要到2032年（校舍、院長與建設進度見 香港科技大學醫學院（籌）（下）^※）。

注：本頁所述工作組組成、準則、時間線、財務數字與各方表態均以來源頁面所載為準，具時效性；相關安排會持續更新，引用前請以官方最新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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