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費與會籍危機：科大學生會的赤字、斷莊與臨時會室

一間約 200 平方呎的臨時房間，堆着大聲公、舊衣物、投票箱和一面邊角磨損的學生會旗——這不是哪個新成立的小學會的倉庫，而是 2023 年前後科大學生會的實際辦公空間。會室裝修、會費停收、會員流失、年度赤字，幾條線索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場持續數年、至今未見根本緩解的財政與認受性危機。本文據星島日報、明報、集誌社等多方報道的公開數字與直接引語，按時間線整理，多方並置、不作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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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背景：2021年香港八大「割席潮」中的會費問題

要理解科大學生會停收會費的處境，需要先了解香港高等院校在 2021 年前後的整體政治氣候。據中新社及多家媒體報道，2021 年上半年，中大、港大、城大、理大先後與各自學生會「割席」：中文大學於 2021 年 2 月率先表態，指學生會當屆內閣的言論及利用校園作政治宣傳的做法可能涉及法律風險，決定暫停代收會費，並要求學生會自行註冊為獨立社團或公司；港大同年 4 月跟進，理由是學生會行事「日趨政治化」，損害大學聲譽及整體利益；城大、理大亦相繼採取類似措施。這一波「割席」，是香港高等院校學生自治史上罕見的、由多所院校在短時間內集中採取的同類行政措施。

科大在這一波被廣泛報道的「割席」名單中並不在列——公開報道明確點名的四所院校是中大、港大、城大、理大，未見任何主流媒體將科大列入同一批次「割席」院校。但據集誌社報道，科大校方同樣在「前年」（即大致相同的時間窗口內）停止了代收會費的安排，只是這一決定未如中大、港大般伴隨公開聲明或引發同等程度的媒體關注。這一對比頗具意味：同樣是停止代收會費，中大、港大的做法被包裝為對學生會「政治化」的正式切割聲明，附帶明確的政治理由陳述；科大的做法則相對低調，未見官方聲明清楚交代決策依據，僅在學生會受訪時被順帶提及。這種「悄然停收」與「高調割席」的處理方式差異，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科大學生會在 2021 年前後的政治能見度，相對中大、港大學生會更低——一個不常被架上輿論風口浪尖的學生會，其與校方關係的調整，自然也更少引來外部關注。

比對之下，同一時期城市大學的「割席」路徑又呈現出另一種面貌，值得納入對照。據 HK01 報道，城大校方並非以政治理由、而是以「財務管理持續欠佳」為由，早於 2020 年 6 月^※停止代收城大學生會會費——較中大、港大的政治性「割席」提早近一年。據城大學務長通告追溯，時任輔導長早於 2013 年 1 月已對學生會財務管理表達關注，學生會更曾因未能提交 2006 至 2011 年度財務紀錄，導致名譽核數師於 2012 年底辭任；據 on.cc 報道，媒體亦曾報道城大學生會編委會前成員 2004 年偽造帳目罪成^※、2017 年迎新營虧蝕 30.4 萬元等個案。城大學生會一方則反駁，指校方是借行政程序打壓學生會運作，雙方各執一詞。這一對比提示，「停止代收會費」在 2020 至 2021 年間的香港八大院校中，其觸發理由本就不止一種——既有中大、港大式的政治表態，也有城大式的財務問責；科大屬於哪一種，截至可查資料，未見官方説明具體歸入何種理由，僅能從集誌社的報道推斷其時間窗口與中大、港大大致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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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人數：從近四千到千餘人的滑坡

據集誌社 2023 年報道，科大學生會會員數量在三年內從高峯期約 4,000 人^※大幅下跌至約 1,000 人。這一跌幅背後有一項關鍵的制度變化：校方於 2021 年前後停止代為徵收學生會會費。此前，學生會費長期依附於學費或註冊流程由校方代收，幾乎全體本科生自動成為會員；一旦校方退出代收環節，學生會須自行招募會員、説服學生主動繳費入會，會員基數應聲下滑。

據明報 2024 年 3 月報道，本屆學生會推出官方網站並加入網上繳費功能「自救」，會員數字回升至約 1,200 人^※，內務副會長（時任）坦言：「不少新生不知學生會存在，認受性今非昔比。」

會員基數的這次滑坡，並不止於「招募難」這一層面——它同時向下傳導到了選舉制度本身。據〈一人一閣：科大學生會選舉的「自動當選」年代〉一文的梳理，學生會章程規定的「贊成票不少於會員 14%」當選門檻，其對應的絕對票數會隨會員基數萎縮而同步走低，2025、2026 兩屆幹事會「自動當選」所需跨過的門檻，已降至約 150 至 170 票——這正是本篇所述會員流失危機，在選舉正當性層面結出的直接後果。

這一「代收→自行繳費」的轉變，對學生會而言意味着整套會員招募邏輯的徹底重構。在「必然會員制」（即全體本科生自動成為會員）下，學生會幾乎無需主動經營會員關係——會費隨學費自動劃扣，會員身份是入學的默認結果，而非主動選擇。停止代收後，學生會必須像一般民間社團一樣，透過網站、社交媒體、迎新場合等渠道主動招攬、説服學生自願繳費入會——這對一個原本習慣「坐等會員自動到位」的組織而言，是一次根本性的運營模式轉型，其難度不亞於一家企業從「壟斷供給」轉向「市場競爭獲客」。會員數字從近 4,000 跌至千餘人，某種程度上正是這次轉型陣痛的直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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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 78 萬元的年度赤字

據星島日報報道，科大學生會曾在某個會計年度錄得逾 78 萬港元的赤字。會費收入隨會員流失同步萎縮，是這一赤字最直接的成因；與此同時，學生會仍須維持印刷中心（Print Shop）、合作社（Co-op Shop）等對外服務設施的日常運營開支，以及屬會資助、活動經費等固定支出項目，收支兩端的落差由此被迅速拉開。

截至可查資料，公開報道未披露該赤字對應的具體會計年度區間，亦未見學生會就赤字成因發表逐項拆解的財務報告；本篇據星島日報報道的數字如實記錄，可信度：單一來源（該數字目前僅見於星島日報一篇報道，暫無獨立財務文件或第二家媒體的交叉核實）。

從學生會的收支結構推想，這筆赤字的成因大致有跡可循——學生會評議會下設財政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FC），負責審批學生會整體財政及屬會資助申請；但財政委員會能審批的，只是「怎麼分配現有收入」，無法憑空創造收入。學生會對外營收渠道主要是印刷中心（Print Shop）與合作社（Co-op Shop）兩項設施——前者提供複印打印服務，後者以折扣價向會員銷售文具、小食與電子產品；這兩項收入本質上是「服務性」而非「會費性」收入，規模有限，且高度依賴校內人流與會員基數。當會員數從數千跌至千餘，不僅會費收入直接縮水，合作社作為「僅供會員」的折扣銷售點，其潛在客户基數也同步萎縮——會費與營收兩條線同時下滑，而屬會資助、活動經費、設施維護等固定支出項目未必能同等比例削減，赤字由此產生幾乎是收支結構下的必然結果，而非某一年度的偶發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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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室搬遷：從正式「Soc 房」到 200 呎臨時空間

據集誌社報道，學生會原有的正式活動室（學生俗稱「Soc 房」）曾一度進入裝修狀態，學生會被迫暫時遷往校園角落一處約 200 呎的臨時空間辦公，「佈置凌亂、堆滿雜物」；文章形容臨時會室內放置着大聲公、衣物、投票箱和一面破舊的學生會旗，與「學生自治機構」的正式形象形成反差。

據報道，校方原計劃於「明年初」完成 Soc 房裝修，讓學生會遷回原址；但截至本文可查的公開資料範圍，未見後續報道確認遷回是否如期完成。

會室的物理空間，對學生會這類依賴「可見度」維繫認受性的組織而言，其象徵意義不亞於實際使用功能。一間正式、固定、位置顯眼的會室，本身就是學生會「存在感」的具體化：路過的學生能看到招牌、能隨時進去查詢、能在牆上看到海報與公告——這些日常的、非正式的曝光，恰恰是招募新會員、維持組織能見度最基礎的渠道。當會室因裝修而暫遷至校園角落一處狹小、堆滿雜物的臨時空間，學生會實際上同時失去了「正式場所」與「顯眼位置」兩重資本，這與會費自主招募的困境相互疊加，構成了惡性循環：會員減少→收入減少→難以維持體面的運營場所→能見度進一步降低→更難招募新會員。

將科大的會室搬遷個案放進港島區其他學生會的遭遇中比較，其性質也有明顯不同。據 HK01 報道，港大校方於 2021 年 5 月宣佈^※，除停止代收會費外，更直接接管港大學生會所屬的場地及設施——即以校方名義收回學生會原有的物理空間使用權，而非如科大般因裝修工程而作暫時性遷移；港大學生會時任幹事會隨即批評校方做法是「割席」並破壞互信，指接管設施等舉措直接影響學生權益。相比之下，科大學生會的會室搬遷，據現有報道呈現的表述是校方因裝修工程而安排的暫時性遷移，未見報道將其定性為校方主動收回或懲罰性接管——這一性質上的差異，是理解科大個案時值得留意的一層背景：同樣是「會室出問題」，觸發機制與校方表述的性質，在八大之間並不一致，不宜簡單地把科大的會室搬遷與港大的設施接管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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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空間同步收窄：民主牆與大字報牆

與財政困境並行的，是學生會傳統表達空間的實際使用率下降。據集誌社報道，學生會原有的「民主牆」在實施「張貼者須填寫姓名及學號」的規定後，幾乎無人再使用；「大字報牆」同樣處於閒置狀態。這兩處曾是學生表達意見、張貼倡議文宣的傳統陣地，在新規定與政治環境變化的雙重作用下，逐步淡出了學生的日常使用習慣。

學生會時任會長在受訪時以「在學校眼中，我們從來都沒擁有什麼」概括這種處境——這句話反映的是學生會一方對校園空間使用權的主觀感受，校方對此説法未見公開回應，本篇據歸屬句式如實呈現，不作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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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計劃」：三名一年級新血能否扭轉趨勢？

面對莊務傳承的困境，據集誌社報道，本屆學生會幹事會新增三位一年級學生加入幹事團隊，作為專門設計的「傳承計劃」的一部分——用意是提前讓低年級學生進入學生會運作核心，避免出現某一屆幹事集體畢業後「後繼無人」的斷層。文章指出，學生會十位幹事中，有五人是再次上莊的「老幹事」，其中會長本人曾經歷過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兩輪社會事件的洗禮。

這一安排某種程度上是對「斷莊」危機的主動應對：與其被動等待新生自發組閣，不如提前介入、以傳幫帶的方式壓縮新任幹事的學習曲線。截至可查資料，未見後續報道跟進評估這一傳承計劃的實際成效。

「五位老幹事、三位一年級新血」的組合，本身也折射出學生會人力資源的一個結構性矛盾：一方面，讓經驗豐富的「回鍋」幹事繼續掌舵，能確保組織運作的連續性、避免因人事斷層導致的實務失誤；另一方面，過度依賴「回鍋」幹事，也意味着新一代學生獨立接手、承擔全部莊務責任的進程被推遲——某種程度上，這與〈蚊池、老鬼與住宿分：科大宿生會的上莊壓力與傳承文化〉一文所述的「老鬼文化」邏輯遙相呼應：資深成員持續介入固然能傳承經驗，但若這種介入變成常態化的「離不開老人」，則可能進一步削弱新生獨立組閣的信心與動力，形成傳承與依賴並存的雙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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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辦活動：重建能見度的嘗試

據報道，本屆學生會計劃復辦多項傳統活動，包括正式就職典禮、迎新營及音樂節，目的是提升學生會在校內的能見度、重新連結與在校生的關係。學生會內務副會長（時任）將當前處境形容為「另一種方法在學校生存」——這句話呼應了整體訪問中「從強硬對抗轉向務實溝通」的路線轉變（相關政治背景見 校政與改制紀要^※，本篇不越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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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院校的比較：科大是否是「最慘」的個案？

把科大學生會的財政困境放進香港八大的整體格局比較，公開資料呈現出的圖景相對複雜。一方面，據前述報道，中大、港大、城大、理大在 2021 年經歷了更為劇烈、且伴隨正式官方聲明的「割席」——這些院校的學生會不僅同樣面臨會費收入中斷，部分（如中大學生會）更在其後不到一年內直接宣告解散。相比之下，科大學生會雖然同樣承受會費收入鋭減、會員流失的衝擊，卻始終未走到解散這一步，這或許説明科大學生會在應對財政危機方面，展現出了相對更強的組織韌性，抑或是因其政治能見度較低而承受的外部壓力相對較小，兩種解釋並不互斥。

另一方面，從絕對規模看，科大學生會跌至千餘人的會員基數、逾 78 萬元的年度赤字，相較於中大、港大等歷史更悠久、傳統上會員基數以萬計的學生會，其「體量」本就更小——學生會體量越小，同等比例的會員流失所造成的絕對沖擊也相對有限，運營調整（如縮減開支、遷往小型臨時會室）的操作空間也可能更大。本篇據現有資料如實指出這一比較視角的侷限性：目前未見任何權威機構或學術研究對香港八大學生會的財政健康度進行過系統性的橫向量化比較，本文以上比較僅基於零散的新聞報道拼接，讀者應審慎看待其推論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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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莊」標籤的落差：2021年與2024年的兩種説法

值得注意的是，「科大學生會是否曾經歷『斷莊』」這一表述，在不同年份的報道中出現過相互矛盾的版本。據 HK01 2021 年 10 月 7 日^※的報道（即港大、中大學生會先後解散當月），八大院校中當時僅理工大學仍有學生會正常運作，「浸大、城大、科大、教大、嶺大都因無學生『接莊』而『斷莊』」——科大在這份 2021 年的名單中，被明確列為「斷莊」院校之一。但據明報 2024 年 3 月的報道，本屆學生會內務副會長（時任）受訪時，卻將科大形容為八大中「唯一連續不斷莊」的學生會。

這兩種説法字面上直接衝突，但並非全然無法調和：較合理的解讀是，2021 年前後科大學生會確曾一度出現幹事招募困難、乃至短暫空缺的處境，與浸大、城大等院校同期面臨的「無人接莊」壓力類似；其後數屆（尤其 2022 至 2024 年間），科大學生會陸續尋得新幹事接任，得以維持不間斷運作，這才讓 2024 年的報道將其形容為「連續不斷莊」。換言之，兩則報道很可能分別捕捉了這場危機中的不同時間切片，而非彼此矛盾——但截至可查公開資料，未見任何單一報道完整交代 2021 至 2024 年間科大學生會幹事招募的逐年細節，本篇據此如實並置兩種説法，可信度：存疑·有反證（字面陳述衝突，需讀者結合時間脈絡自行判斷，本篇不代為裁定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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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並置：財政危機的多重解釋

關於學生會財政與會籍危機的成因，公開報道呈現出若干互不排斥的解釋角度：

• 學生會一方：將主因歸結為校方停止代收會費、疫情打斷活動傳承、會室搬遷削弱曝光度、政治環境變化下學生參與意願降低；
• 香港學界普遍觀察：據多份報道及評論文章，香港多所資助大學學生會近年均面臨類似的會員流失與財政壓力，是普遍性、跨院校的結構現象，並非科大獨有個案；
• 校方角度：截至可查公開資料，未見科大校方就停止代收會費的具體決策依據、時間節點或政策考量發表正式説明。

本篇據現有公開報道的數字與引語如實記錄，各方説法並置呈現，不代任何一方作出評價性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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