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政与改制纪要——香港科技大学

体例说明：本篇记录香港科技大学（下称「科大」）自 1991 年建校以来在治理层面可被核实的争议记录。与香港大学等更古老机构相比，科大历史运动较少，本页如实标注「查无」项，不以无源填补。2019 年相关学生事件不在本篇范围内，详见模块 14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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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治理架构概览

据科大官方治理页，科大设三层治理架构：顾问委员会（Court）、校董会（Council） 与 教务委员会（Senate）。按《香港科技大学条例》，校董会是最高治理机构，对大学的财务、人事及战略负有最终权责；教务委员会则为学术最高机构；顾问委员会负监督、咨询之责。

# 1.1 校董会与教务委员会的构成

据 科大校董会及教务委员会秘书处（CCSS）官方页面^※，校董会（Council）共由 27 名成员组成，其中 14 名为「非受薪成员」（lay members）——即非大学雇员或在读学生者——按惯例由一名非受薪成员出任主席；其余席位含校长、若干学术与行政代表、教职员校友评议会（Convocation）主席，以及各一名民选教职员代表与民选全日制学生代表。校董会每年召开四次全体大会；闭会期间，由「校董会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代行日常职权。

教务委员会（Senate）为全校最高学术机构，负责课程规划、教学质量与研究方向的审议，成员以学术人员为主，另设学生会会长、本科生民选代表及研究生民选代表各一席。

按：上述构成数据来自 CCSS 官方页面，属制度性事实陈述，非争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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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历任校长任期中可查事项

# 2.1 校董会主席任命（2015 年）

据 政府新闻处公告^※，2015 年 3 月 6 日，行政长官委任先生出任科大校董会主席，任期三年，即时生效至 2018 年 3 月 5 日。公告指，前任主席已于 2014 年 9 月辞世，由一名代理主席暂代至此次正式任命。

按：该任命属行政长官依法行使的任命权力，程序上与其他本港大学一致。本检索未找到经可靠媒体证实的公开异议报道。查无：外界反对或争议的可靠新闻来源。

据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2023 年 2 月 28 日）^※，该主席其后连任，实际在任长达八年（2015–2023），为科大历任校董会主席中任期最长者之一；2023 年 3 月 6 日卸任校董会主席后，同日转任科大最高咨询机构顾问委员会（Court）主席，由继任者接掌校董会（详见下文「三、校董会主席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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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第四任校长任期与提前离任（2018–2022）

据 科大官方公告（2021 年 11 月 9 日）^※，时任校长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宣布^※ 将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卸任，较其 2023 年 9 月届满的五年任期提前约 11 个月^※。大学官方理由为：时任校长希望「在见证广州校园正式开幕后交棒」。

国家安全法表态事宜

据 多家媒体报道^※，2020 年，香港多所大学校长联署发声明表示「理解」国家安全法。时任校长为当时明确表态无须就立法表达个人支持的少数大学领导人之一，其公开立场为：依法合规，但「没有需要主动支持」。同期，时任校长曾去信全校，称科大将「坚守学术自由」，并指此为《基本法》赋予的基本原则。

各方说法

据科大官方声明，时任校长的离任属正常领导层交接，大学对其任内成就（包括广州分校的建立及科研水平的提升）予以肯定，并将启动全球搜寻继任人的程序。

据多家媒体（SCMP、HKFP、The Standard）引述观察人士的说法，离任公告发布时机——于任期届满前逾一年提出，且邻近 2019 年相关事件周年——引起部分学界人士关注，提问「是否存在外部压力」。然而，没有任何可靠来源能就压力原因提供直接证据。

至今无定论。提前离任究竟纯属个人考量还是与政治环境相关，在可查来源中未有官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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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第五任校长的双重角色

据 科大官方公告（2022 年 5 月）^※，现任校长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正式就任科大第五任校长，亦为本港公立大学首位女性校长；其内部晋升路径（研究所所长→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研发副校长→校长）与学术专长详见 《叶玉如出任第五任校长（2022）》^※，本节仅聚焦其治理层职务本身，不重复其学术生平。

据 The Standard 报道（2022 年 12 月）^※ 及 Wikipedia^※，现任校长自 2022 年 12 月起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代表，并在该届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中获票最多。

按：现任校长的 NPC 身份属公开事实，由本人及官方媒体记录在案。本检索未发现香港媒体对此职务兼任产生的报道争议。查无：外界对此双重身份的公开异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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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校董会主席更迭：从法律界到科技界（2023–2026）

一句话结论：2023 年，科大校董会主席一职从执业逾三十年的大律师廖长城手中，交棒予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人工智能学者沈向洋，2026 年沈向洋再获连任，任期覆盖科大近年在人工智能、太空科研与新医学院筹办上的多项制度性推进。

# 3.1 交接安排（2023 年 3 月）

据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2023 年 2 月 28 日）^※，行政长官同日宣布一系列科大治理层任命，即时呈现「连环换棒」格局：原顾问委员会主席陈坤耀博士（曾于 2002–2008 年出任校董会主席）出任监督人（Pro-Chancellor）；原校董会主席廖长城转任顾问委员会主席，任期三年，自 2023 年 3 月 6 日起生效；校董会主席一职由沈向洋教授接任，同样为期三年，自同日生效。同批公告并任命蔡玉玲女士（生效日 2023 年 4 月 1 日）及另外两名新校董会成员（生效日同年 8 月 1 日），任期均为三年。

据教育局局长在公告中的表述，沈向洋「是一位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商界领袖」，专长人工智能应用——这一表述与其个人履历相符：据公开资料，沈向洋曾任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人工智能与研究事业部负责人，并自 2000 年 12 月起在科大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担任兼任教授，2011 年获科大颁授荣誉院士。

# 3.2 连任（2026 年）

据 科大（广州）官方转载公告（2026 年 1 月）^※，沈向洋于 2026 年 3 月 6 日起获连任校董会主席，任期再延三年。公告将其首个任期内（2023–2026）的治理成果归纳为：推动全港第三所医学院的筹办（见下文「六」）、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嫦娥八号」探月任务相关合作，以及深化清水湾与广州两校区协作、拓展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为重点的上海中心布局。同批公告中，蔡玉玲女士亦获连任校董会成员，任期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官方公告将其贡献归纳为管治、审计、机构发展与知识转移四方面。

按：沈向洋的连任公告出自科大（广州）官方转载渠道，属机构自述性质的成就归纳，非独立第三方评价；本检索未找到针对此次连任的独立媒体报道或异议声音。查无：连任决定的公开争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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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术自由压力（2020 年后）

# 4.1 社会科学部教员流失事件（2021 年夏）

据 科大社会科学部教授撰写的自述文件（Holz，2021 年 10 月）^※，2021 年夏，科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部的两名同事在遭受攻击后相继离开大学。

据同一份文件及 2022 年 1 月版后续文件^※，两份亲历叙述均指出：亲北京报章《大公报》与《文汇报》于 2021 年 6 月前后刊登文章，以标题涉及「美方资助」和「煽动学生参与示威」等表述，针对某同事有关学生参与示范活动的已发表研究展开攻击；事后当事人的相关项目批准被悄然撤销，其与大学的剩余联系亦被迅速切断。同一部门其他成员随后亦陆续离开。

⚠ 孤证提示：上述描述的主要来源为作者本人（为事件的当事人及在场目击者之一），属 自述 类型。The Diplomat 一文引述了同一信息链条的内容，独立性有限。大学方面在可查来源中未就上述事件发表公开回应。无法确认大学行政层面对相关报章攻击所采取的具体态度。

按 单一来源 标注此项（主要第一手证词来自一名当事人；第二独立链条尚缺）。国安法后校政环境的更广泛梳理，参见 14模块「敏感事件链接清单」^※ 与 18模块「野史运动来源目录」^※（本篇不重复叙事，仅作制度性交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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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更广泛的离港现象

据 Ithaka S+R 报告^※ 及 Science 杂志报道^※，2022–2023 学年是香港回归以来学术人员离职最多的年份，各大学离职人员合计约 380 人。报告将此归因于 2020 年《国家安全法》实施后的学术环境变化。上述离职潮并非科大独有，覆盖香港多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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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广州分校的治理架构与学界关注

# 5.1 双校区框架

据 HKUST(GZ) 官方治理页^※，科大广州于 2022 年 9 月 1 日正式开幕，定位为科大与广州大学及广州市政府的合作项目。两校区在「统一科大、互补校园」框架下运作，设联合学术委员会，但在法律与财务上保持独立，不交叉补贴。

# 5.2 理事会（Governing Board）的具体构成

据 科大（广州）官方理事会成员页^※，理事会是该校最高治理与决策机构，共 13 名成员，构成如下：

理事会主席由现任科大校长叶玉如兼任，副主席为广州大学校长魏明海。理事会下设学术委员会、财务及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负责统筹规划、管理及监督该校的学术与行政事务；科大与科大（广州）两校区并建立学术委员会、校长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三级跨校联络机制。

按：13 席中政府/国企与广州大学合计占 7 席，超过半数，科大一方占 6 席（含理事会主席）——这一席位分配本身即体现「香港高校治理模式」与「内地校董会/理事会模式」的制度性融合，为下文（5.3）学者对双校区治理提出的关切提供了具体的制度坐标，而非空泛判断。

# 5.3 学者关切

据 Ithaka S+R 分析文章^※，学界就以下问题表达关切：在香港较开放的法律环境与中国内地更封闭的信息管治环境之间维持单一学术身份的可行性，以及人工智能研究、数据分享及学科敏感领域的国际合作将如何受到影响。该报告亦质疑，大学公开宣传的「开放探究精神」能否充分反映两种行政体系并存所带来的实质约束。

按：上述关切来自独立智库学术分析，非来自科大官方或任何已查实的内部纠纷记录。查无：两校区之间有据可查的内部治理冲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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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新医学院的筹办治理（2024–2025）

一句话结论：香港第三所医学院不是政府「指定」而是公开竞投选出，科大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经行政会议批准胜出——这是校董会在沈向洋任内被官方点名的首项治理成果，具体竞投机制详见本站医疗模块的专篇。

据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2025 年 11 月 18 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当日批准科大筹办全港第三所医学院的建议。这一决定源自 2024 年 10 月成立的「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由本地、内地及海外医学教育与大学管理资深学者、专业人士，以及医务委员会、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和相关政府部门代表组成；工作组于 2024 年 12 月向全部八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发出邀请，截至 2025 年 3 月共收到科大、理大、浸大三份建议书，最终经十项评审准则筛选，由科大胜出。新医学院拟于 2028/29 学年首次招生约 50 人。

从治理角度看，这一筹办过程的完整制度机制——工作组构成、评审准则、两轮问询时间线、与理大浸大的对比、财务模式——已由本站另篇详述，此处不重复叙事：详见 《科大夺得香港「第三所医学院」（2025年11月）》^※。

按：本节仅从校董会治理角度做简要标注（该项目由官方连任公告列为沈向洋任内治理成果之一），具体竞投细节请移步专篇，避免内容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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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学制改制：从三年制到四年制（334 改革）

科大史上影响最深远、却争议最小的一次「改制」，是全港同步推行的学制改革，而非权力斗争。

# 7.1 改革背景

据 「334 学制」维基条目^※，香港自 2009 学年起推行「3-3-4 新学制」——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学——以香港中学文凭试（HKDSE）取代旧有的香港高级程度会考。此前香港大学本科采英式三年制，新制将本科学位由三年延长至四年。这一改革对包括科大在内的全港八大具结构性影响：课程框架、招生制度与资源配置均须重构。

# 7.2 科大的应对与「双轨毕业生」(Double Cohort)

据 科大官方新闻页^※，2012 年是新旧学制交汇之年：末届高考(A-Level)考生与首届文凭试(HKDSE)考生同年入学，形成所谓「双轨毕业生(double cohort)」局面，须作出可观的院校规划与资源调配。

科大借此次改制同步推行两项制度调整：

• 按学院招生（School-based admission）：据 同一官方页^※，2012 年起科大改为按四大学院（理、工、商、人文社科）招生，学生入学后先修读学院基础课程与「大学共同核心课程（University Common Core）」，再于深入了解各专业后延后选定主修（deferred declaration of majors）。
• 大学共同核心课程：涵盖艺术与人文、社会分析、科学与科技、数量推理及中英语文沟通五大范畴，辅以强化的学术辅导与导师制。

按：本节为按官方与权威来源所作的中性制度史陈述。334 改革属全港统一政策，非科大独有；科大于其中的具体调整（按学院招生、延后选主修）有官方记录支撑。此项属「改制」类目下争议最小、证据最强者，可当信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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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大治理框架：院校自治与公共问责的平衡（纽比报告与问责协议）

科大作为 UGC 资助大学，其治理须置于香港八大共通的「院校自治 vs 公共问责」框架下理解。这一框架的当代版本，由两份官方文件奠定。

# 8.1 纽比报告(2015)与 UGC 治理报告(2016)

据 政府新闻处公告（2016 年 3 月 30 日）^※ 及 UGC 报告页^※，教育局于 2013 年 12 月委托英国利物浦大学前校长纽比爵士(Sir Howard Newby)主持一项大学治理研究；该研究报告于 2015 年 9 月获 UGC 通过，并以《Governance in UGC-funde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香港教资会资助高等院校的管治）》为题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正式发表。

据上述官方来源，报告确立的核心原则为：「院校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须与公共问责取得平衡，并由有效管治予以支撑与保障」。报告就提升校董会（Council）效能与透明度提出国际良好做法，并由纽比爵士领衔的工作小组在咨询八校后推动落实。

# 8.2 大学问责协议(2019)

据 UGC 公告（2019 年 6 月 27 日）^※,UGC 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发布「大学问责协议(University Accountability Agreements, UAA)」，作为上述治理报告建议的落实工具，经约三年(2016–2019)咨询而成。UAA 就八校设定五大表现范畴：教与学质素、研究表现与研究生体验、知识转移与社会参与、国际化、财政健康与可持续。据该公告，问责指标旨在「在院校自治原则下，作为 UGC 评估各校对照其自订目标之表现的工具」，并纳入 2019–22 三年期拨款规划。

# 8.3 对科大的意义

按：纽比报告、UGC 治理报告与 UAA 均为全港八大共通的制度框架，非针对科大的个别争议。本检索未发现科大在这一框架下有经可靠来源证实的特定治理冲突（对照港大 2015 年校委会争议）。此节意在为科大治理提供制度坐标——「自治 vs 问责」之张力是八大共同的结构性议题，而非科大独有的风波。查无：科大在 UAA / 治理改革框架下经证实的个别治理纠纷。

# 8.4 同期对照：港大 2024 年校长与校委会争议

据 知乎汇编报道（2024 年）^※ 所引述的公开报道，2024 年 5 月，港大校委会突然公布副校长人事临时安排，港大校长张翔表示自己「毫不知情」，批评校委会做法「违反既定程序，也未咨询校长本人」；港大校委会则回应指，根据《香港大学条例》，校委会本身即为大学最高管理机构，拥有任命高层人员的法定权力，并称已征询资深大律师意见、确认程序合法。据同一汇编，事件其后惊动特首介入，教育局局长亲自约见校长与校委会主席。

按：此项为港大（非科大）个别案例，本篇纳入仅为提供「院校自治 vs 公共问责」框架下的可比参照——同一制度张力在不同院校可能激化为公开对峙，也可能（如科大）迄今未见经证实的类似记录。这一对比强化、而非削弱前述「查无」结论：科大治理层至今没有可与港大 2015 年、2024 年两次事件相提并论的公开冲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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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查无／不适用项目（按必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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