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基图书馆、大学档案馆与特藏

图书馆是任何研究型大学的知识中枢。科大的大学图书馆于 2006 年以捐款人名义冠名为李兆基图书馆（Lee Shau Kee Library）（参见 校史年表^※ 与 捐赠与命名^※）。本文聚焦其常被忽视的两个维度——大学档案馆与特藏，以及支撑它们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本文为 图书馆与数字教育^※ 的延伸，彼篇侧重图书馆的现代服务与 IT，本篇侧重档案、特藏与史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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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学档案馆：科大自己的「记忆库」

对一所 1991 年才开校的年轻大学而言，系统性地保存自身的机构记忆，是一项需要尽早着手的工作。科大在这方面起步不晚。

据 科大图书馆官方页面^※，大学档案馆 设立于 1996 年^※，其使命是「收集、保存、管理并开放具有长久价值的大学记录」，涵盖 具法律重要性的文件，以及与科大及其区域影响相关的具历史意义的材料^※。

在规模上，据该页面，大学档案馆目前持有 逾 1,200 延英尺（linear feet）的档案馆藏与收藏^※。「延英尺」是档案学界衡量纸质档案体量的标准单位，逾 1,200 延英尺意味着将所有档案首尾相接，可绵延逾 360 米——对一所开校仅三十余年的大学而言，这是一份相当可观的机构记忆积累。

这些档案据 大学档案馆页面「数字馆藏」一节^※ 包括 内部行政记录、出版物、通讯、新闻稿与公开视频^※ 等。它们既是校史研究的一手史料，也是本站这类野史资料站回溯核实的重要参照源。

# 记录的类别与查阅规则

大学档案馆收藏并非笼统的「什么都留」，而是按记录性质分层管理。据官方页面，档案覆盖 校园规划与建设文件、大学教务委员会（Court）、校董会（Council）与教务会（Senate）等治理记录、各学院与部门的行政材料，以及学生、教职员与校友组织的相关记录^※——这份清单本身，就是一张科大治理架构的「档案版地图」：从最高决策层的会议纪录，到院系日常行政，再到学生社团活动，三个层级都留有痕迹。

访问权限上，公开材料任何用户均可查阅；受限的行政记录则仅原发部门可在封存期内查阅，其他人须取得原发部门许可^※——这种「公开—受限」两分，既保证了校史研究者能查到大多数材料，也为涉及人事、财务等敏感行政记录留出必要的封存期。实体材料的查阅地点是阅览室（Reading Room），馆方并提供研究协助与记录管理咨询；查询可致函 [email protected] 或 [email protected]。

# 数字大学档案库里具体存了什么

数字大学档案库并非一个笼统的检索入口，而是由几组具名子集构成，具体包括：

「数字影像（1988–1999）」尤其值得一提——1988 年，科大尚在筹建阶段（首任校长吴家玮 1988 年上任，1991 年正式开学），这批影像因此覆盖了从「一片工地」到「正式招生」的筹建全过程，是研究校史起点最直接的图像史料（参见 校史年表^※）。而跨度 28 年的新闻剪报数据库，则相当于一份由图书馆代为整理的「科大媒体形象编年史」，与本站的野史考据在方法论上颇有相通之处：都是把散落各处的公开报道系统归档，供后续核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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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藏：以中国及周边为焦点的善本与古地图

除了记录自身历史，科大图书馆还建有面向更广阔学术领域的特藏（Special Collections）。据 特藏官方页面^※，特藏保存了一系列一手原始材料，包括 古地图、善本、照片与档案材料，并以中国及其邻近地区为焦点^※。

其中尤具特色的是中国古地图收藏（Antique Maps of China Collection）。据该页面，特藏中相当一部分材料 已完成数字化，中国古地图收藏即其一例^※。古地图既是地理学史料，也是研究中国与世界交往史、疆域观念演变的珍贵窗口——科大以一所理工见长的大学，却建有此类人文特藏，反映出其学科版图中人文社科与历史研究的一席之地。

# 300 余幅欧洲古地图：东亚规模最大的同类收藏之一

据「珍稀特藏电子专区」资料，中国古地图收藏具体 收录 300 余幅地图、海图、图画与地图集，是东亚地区聚焦欧洲印制中国地图的最大收藏^※；收藏涵盖 16 至 19 世纪欧洲制图师所绘制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地图，生动记录了中西方之间长久的跨文化交流史^※。这一收藏的成形与扩容，离不开一位具名捐赠人的持续支持——据图书馆资料，高佩璇博士（Dr. Ko Pui Shuen）的慷慨捐助，使这一收藏得以数字化并持续扩大^※；2016 年，高博士的捐款资助了一项严谨的研究计划，最终产出了第一部关于欧洲印制中国早期地图的「地图目录学」（carto-bibliography）专著^※。从「捐款收藏地图」到「资助专著出版」，这一收藏的演进路径，展示了特藏捐赠如何从「保存文物」进一步延伸为「催生新学术成果」。

这项以高博士命名的「西洋古地图中国专题」（Western Maps of China Project），成果并不止于收藏本身。据 项目官方页面^※，项目建立了独立的在线目录网站 mappasinica.hkust.edu.hk，提供 127 幅地图的高清数字图像供公众检索浏览^※；研究团队据此产出的专著《Regnum Chinae: The Printed Western Maps of China to 1735^※》，逐一复原并考订了 1584 至 1735 年间欧洲印制的每一幅中国地图，追溯各版本的源流、印次与出版年代^※，被视为该领域第一部系统性的「地图目录学」著作，出版时并配套举行了新书发布与捐赠人答谢礼。收藏中最具标志性的一件，是荷兰制图师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于 1584 年印制的首幅欧洲版中国专图^※——这是欧洲人第一次把中国作为单独一幅地图的主题来印制，早于利玛窦入华仅一年。

这批地图与相关科学史珍本的展陈空间，落在图书馆一楼的香港潮州商会高培生珍藏馆（Ko Pui Shuen Gallery）。据校方新闻稿，珍藏馆 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正式开幕^※，由 高培生博士捐款 300 万港元资助兴建^※，馆内展示古代中国地图及科学史珍贵典籍，包括欧几里得、伽利略与牛顿的原版著作^※。换言之，高博士的捐赠并非一次性买断一批地图，而是分阶段延伸出「捐地图—建专馆—资助研究—出版专著」的完整链条，这在科大的捐赠案例中也颇具代表性（参见 捐赠与命名^※）。此处内容与 图书馆与数字教育^※ 一文的相应段落互为参照，彼篇侧重捐赠与命名的制度脉络，本文侧重馆藏本身的史料价值。

除中国古地图外，特藏名下还有一系列各具主题的命名子收藏，包括东亚古地图（Ancient East Asian Maps）、清末至 1949 年中国地图（Maps of China Late Qing Dynasty-1949）、科学史珍本（Rare Books on History of Science）、1949 年前西文中国研究著作（Western books about China before 1949）、詹姆斯·李收藏（James Lee Collection）、沙飞摄影收藏（Sha Fei Photographic Collection）、林达光宋庆龄往来信札（Paul Lin and Soong Ching-ling Correspondence）、林达光「新华社照片集」（Paul T. K. Lin's Hsinhua Photo Collection）、沃尔特·肯特收藏（Walter R. Kent Collection），以及1949 年前中国线装书、1949 年前中国书籍与科大图书馆艺术品收藏^※——据「珍稀特藏电子专区」官方索引，这一整套数字化子收藏共 13 组^※。这份清单，勾勒出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如何在特藏领域悄然积累起相当分量的近现代中国史一手材料。

# 沙飞摄影集与宋庆龄书信：两段被重新发现的历史

在这些命名子收藏中，有两项因其史料本身承载的历史重量而格外值得一记。

沙飞摄影收藏背后是一段颇具戏剧性的历史。据「珍稀特藏电子专区」记载，沙飞（1912–1950）很可能是其所处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师，拍下了 1930 年代末至 1940 年代中国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批影像^※；然而 他于 1950 年被处决后，一度被历史抹去，直到 1980 年代才因其女儿王雁的努力而重新被发现^※——王雁其后 将 63 幅博物馆级原版照片捐赠予科大图书馆档案馆，构成了现存的这一收藏^※。一位曾被历史「抹去」的战地摄影师，其存世代表作最终落脚于香港一所年轻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特藏，是这批史料流转历程中颇为耐人寻味的一笔。

林达光宋庆龄往来信札收藏，则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手素材。据「珍稀特藏电子专区」，这批信件与贺卡往来横跨 1950 至 1980 年、长达三十余年，约 70 件^※，来自 林达光的夫人林伊莲（Eileen）于 2016 年捐赠给图书馆的「林达光文书」（Paul T.K. Lin Papers）^※。林达光（Paul Lin Ta-kuang，1920–2004）是 加拿大籍华裔政治学家与和平运动人士，1950 年随家人首度赴华，很快便结识了宋庆龄^※；据该收藏介绍，两人之间的大部分信件写于 1967 至 1976 年间，内容多次论及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对宋庆龄的家人与相识者的影响与整体意义^※。这批信札因此不只是私人往来，也是研究文革时期中国政治人物真实心态的珍稀一手材料。

# 詹姆斯·李收藏与沃尔特·肯特收藏：书画扇面与航空地图的两条支线

若说沙飞摄影集与林达光信札代表近现代中国史的一手材料，詹姆斯·李收藏（James Lee Collection）与沃尔特·肯特收藏（Walter R. Kent Collection）则把特藏的时间轴向两端延伸——一端拉回明清之际的书画传统，另一端延伸到二十世纪的亚洲航空与地图收藏。

詹姆斯·李收藏体量不大，据「珍稀特藏电子专区」，全部收藏 共 11 件，包括清初学者官员王士祯（1634–1711）与于敏中（1714–1779）的 2 件手稿，以及晚明画家董其昌、陈继儒、李流芳、王铎、程邃等人的 9 幅扇面册页^※，其中 5 幅为山水、4 幅为书法^※。11 件文物、6 位明清书画名家，密度不低——对一间以理工见长的大学图书馆而言，能收进董其昌等一线书画家的真迹册页，本身就是特藏「以量取胜」之外的另一条「以质取胜」路径。

沃尔特·肯特收藏则是一段颇具个人色彩的收藏史。据「珍稀特藏电子专区」，沃尔特·肯特是一位银行家，也是地图与照片收藏家，生于纽约布鲁克林，曾在亚洲生活 49 年，退休后定居香港^※；这批收藏经其遗产执行人捐赠给科大图书馆，共逾 250 幅 18 至 20 世纪地图，另有海报、书籍与飞机模型，地域涵盖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台湾、上海与香港，收藏主题以航空与地图学为主^※。一位在亚洲工作生活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银行家，把自己毕生收集的地图与飞机模型留在了香港这所年轻大学的图书馆里——这批收藏因此也是研究二十世纪亚洲航空史与在亚外籍人士收藏活动的一手材料，与前述「西洋古地图中国专题」在地图学脉络上遥相呼应，却聚焦于完全不同的地域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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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字化基础设施：让史料「可检索」

科大图书馆在特藏与档案的数字化与在线开放上着力颇深，这与其整体「数字教育先行者」的定位一致（参见 图书馆与数字教育^※）。

• 数字大学档案库（Digital University Archives）：据 官方页面^※，这是科大档案的中央数字仓储（平台地址 archives.hkust.edu.hk），为数字化的档案记录提供 在线访问与全文检索能力^※。「全文检索」意味着研究者无需亲临现场翻阅纸本，即可在海量档案中快速定位所需材料。
• 珍稀特藏电子专区（Rare & Special e-Zone）：据 特藏页面^※，数字化的特藏在线开放于此；而实体原件的查阅，则需在 大学档案馆与特藏阅览室预约后进行^※。这种「数字开放 + 实体预约」的双轨模式，兼顾了开放获取与珍稀原件保护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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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什么档案与特藏值得单独一记

在大学的诸多设施中，档案馆与特藏往往是最「低调」的部分——它们不像实验室那样产出耀眼的成果，也不像课堂那样直接面向学生。但对一个野史资料站而言，它们恰恰至关重要：

1. 可溯源的根。 本站「凡述必溯源」的原则，最终都要落到一手史料上。大学档案馆保存的新闻稿、年报、通讯等，正是核实校史关键事实的源头之一。
2. 机构记忆的对冲。 系统性的档案保存，是对抗「机构失忆」的根本手段——它让一所年轻大学三十余年的决策、争议与成就不至于湮没。
3. 人文底色的体现。 以中国古地图为代表的特藏，提醒人们：科大虽以「科技」立校，却并非只有工程与商科，其知识版图中亦有历史与人文的纵深。

注：本文所述档案馆设立年份（1996）、馆藏体量（逾 1,200 延英尺）等均以科大图书馆官方页面所载为准，具时效性；馆藏会持续增长，数字化进度亦不断推进。查阅实体特藏与档案需事先预约，具体规则以图书馆官方公告为准。

对科大这样一所「无前身、平地起楼」的年轻大学而言，档案馆与特藏的意义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对照：老牌综合大学的特藏往往靠数十上百年的自然沉淀而成，科大则要在三十余年里主动「补课」——靠捐赠人关系与系统化征集，短时间内攒出一份不逊于老校的近现代中国史料库。这一「后发补课」的逻辑，与科大在国际排名、科研评审等领域「以年轻之身追赶老校」的整体叙事（参见 香港专上格局对比^※）互为呼应；而这些特藏与档案的数字化历程，也是科大「数字教育先行者」定位（详见 图书馆与数字教育^※、学习共享空间与「第三代」图书馆^※）在史料保存领域的一次自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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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数字教育与校园服务^※ —— 李兆基图书馆命名捐赠、馆藏规模与整体数字化脉络的枢纽概览
• 学习共享空间与「第三代」图书馆^※ —— 图书馆学习空间、3D 打印与创客服务
• 香港专上格局对比^※ —— 科大在八大中的年轻研究型大学坐标
• 区块链学历认证^※ —— 科大另一项「率先数字化」的档案类基础设施
• 捐赠与命名^※ —— 高培生等捐赠人命名收藏的制度脉络
• 校史年表^※ —— 大学档案馆藏 1988–1999 年数字影像所对应的建校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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