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基圖書館、大學檔案館與特藏

圖書館是任何研究型大學的知識中樞。科大的大學圖書館於 2006 年以捐款人名義冠名為李兆基圖書館（Lee Shau Kee Library）（參見 校史年表^※ 與 捐贈與命名^※）。本文聚焦其常被忽視的兩個維度——大學檔案館與特藏，以及支撐它們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本文為 圖書館與數字教育^※ 的延伸，彼篇側重圖書館的現代服務與 IT，本篇側重檔案、特藏與史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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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學檔案館：科大自己的「記憶庫」

對一所 1991 年才開校的年輕大學而言，系統性地保存自身的機構記憶，是一項需要儘早着手的工作。科大在這方面起步不晚。

據 科大圖書館官方頁面^※，大學檔案館 設立於 1996 年^※，其使命是「收集、保存、管理並開放具有長久價值的大學記錄」，涵蓋 具法律重要性的文件，以及與科大及其區域影響相關的具歷史意義的材料^※。

在規模上，據該頁面，大學檔案館目前持有 逾 1,200 延英尺（linear feet）的檔案館藏與收藏^※。「延英尺」是檔案學界衡量紙質檔案體量的標準單位，逾 1,200 延英尺意味着將所有檔案首尾相接，可綿延逾 360 米——對一所開校僅三十餘年的大學而言，這是一份相當可觀的機構記憶積累。

這些檔案據 大學檔案館頁面「數字館藏」一節^※ 包括 內部行政記錄、出版物、通訊、新聞稿與公開視頻^※ 等。它們既是校史研究的一手史料，也是本站這類野史資料站回溯核實的重要參照源。

# 記錄的類別與查閲規則

大學檔案館收藏並非籠統的「什麼都留」，而是按記錄性質分層管理。據官方頁面，檔案覆蓋 校園規劃與建設文件、大學教務委員會（Court）、校董會（Council）與教務會（Senate）等治理記錄、各學院與部門的行政材料，以及學生、教職員與校友組織的相關記錄^※——這份清單本身，就是一張科大治理架構的「檔案版地圖」：從最高決策層的會議紀錄，到院系日常行政，再到學生社團活動，三個層級都留有痕跡。

訪問權限上，公開材料任何用户均可查閲；受限的行政記錄則僅原發部門可在封存期內查閲，其他人須取得原發部門許可^※——這種「公開—受限」兩分，既保證了校史研究者能查到大多數材料，也為涉及人事、財務等敏感行政記錄留出必要的封存期。實體材料的查閲地點是閲覽室（Reading Room），館方並提供研究協助與記錄管理諮詢；查詢可致函 [email protected] 或 [email protected]。

# 數字大學檔案庫裏具體存了什麼

數字大學檔案庫並非一個籠統的檢索入口，而是由幾組具名子集構成，具體包括：

「數字影像（1988–1999）」尤其值得一提——1988 年，科大尚在籌建階段（首任校長吳家瑋 1988 年上任，1991 年正式開學），這批影像因此覆蓋了從「一片工地」到「正式招生」的籌建全過程，是研究校史起點最直接的圖像史料（參見 校史年表^※）。而跨度 28 年的新聞剪報數據庫，則相當於一份由圖書館代為整理的「科大媒體形象編年史」，與本站的野史考據在方法論上頗有相通之處：都是把散落各處的公開報道系統歸檔，供後續核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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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藏：以中國及周邊為焦點的善本與古地圖

除了記錄自身歷史，科大圖書館還建有面向更廣闊學術領域的特藏（Special Collections）。據 特藏官方頁面^※，特藏保存了一系列一手原始材料，包括 古地圖、善本、照片與檔案材料，並以中國及其鄰近地區為焦點^※。

其中尤具特色的是中國古地圖收藏（Antique Maps of China Collection）。據該頁面，特藏中相當一部分材料 已完成數字化，中國古地圖收藏即其一例^※。古地圖既是地理學史料，也是研究中國與世界交往史、疆域觀念演變的珍貴窗口——科大以一所理工見長的大學，卻建有此類人文特藏，反映出其學科版圖中人文社科與歷史研究的一席之地。

# 300 餘幅歐洲古地圖：東亞規模最大的同類收藏之一

據「珍稀特藏電子專區」資料，中國古地圖收藏具體 收錄 300 餘幅地圖、海圖、圖畫與地圖集，是東亞地區聚焦歐洲印製中國地圖的最大收藏^※；收藏涵蓋 16 至 19 世紀歐洲製圖師所繪製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地圖，生動記錄了中西方之間長久的跨文化交流史^※。這一收藏的成形與擴容，離不開一位具名捐贈人的持續支持——據圖書館資料，高佩璇博士（Dr. Ko Pui Shuen）的慷慨捐助，使這一收藏得以數字化並持續擴大^※；2016 年，高博士的捐款資助了一項嚴謹的研究計劃，最終產出了第一部關於歐洲印製中國早期地圖的「地圖目錄學」（carto-bibliography）專著^※。從「捐款收藏地圖」到「資助專著出版」，這一收藏的演進路徑，展示了特藏捐贈如何從「保存文物」進一步延伸為「催生新學術成果」。

這項以高博士命名的「西洋古地圖中國專題」（Western Maps of China Project），成果並不止於收藏本身。據 項目官方頁面^※，項目建立了獨立的在線目錄網站 mappasinica.hkust.edu.hk，提供 127 幅地圖的高清數字圖像供公眾檢索瀏覽^※；研究團隊據此產出的專著《Regnum Chinae: The Printed Western Maps of China to 1735^※》，逐一復原並考訂了 1584 至 1735 年間歐洲印製的每一幅中國地圖，追溯各版本的源流、印次與出版年代^※，被視為該領域第一部系統性的「地圖目錄學」著作，出版時並配套舉行了新書發佈與捐贈人答謝禮。收藏中最具標誌性的一件，是荷蘭製圖師亞伯拉罕·奧特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於 1584 年印製的首幅歐洲版中國專圖^※——這是歐洲人第一次把中國作為單獨一幅地圖的主題來印製，早於利瑪竇入華僅一年。

這批地圖與相關科學史珍本的展陳空間，落在圖書館一樓的香港潮州商會高培生珍藏館（Ko Pui Shuen Gallery）。據校方新聞稿，珍藏館 於 2013 年 11 月 29 日正式開幕^※，由 高培生博士捐款 300 萬港元資助興建^※，館內展示古代中國地圖及科學史珍貴典籍，包括歐幾里得、伽利略與牛頓的原版著作^※。換言之，高博士的捐贈並非一次性買斷一批地圖，而是分階段延伸出「捐地圖—建專館—資助研究—出版專著」的完整鏈條，這在科大的捐贈案例中也頗具代表性（參見 捐贈與命名^※）。此處內容與 圖書館與數字教育^※ 一文的相應段落互為參照，彼篇側重捐贈與命名的制度脈絡，本文側重館藏本身的史料價值。

除中國古地圖外，特藏名下還有一系列各具主題的命名子收藏，包括東亞古地圖（Ancient East Asian Maps）、清末至 1949 年中國地圖（Maps of China Late Qing Dynasty-1949）、科學史珍本（Rare Books on History of Science）、1949 年前西文中國研究著作（Western books about China before 1949）、詹姆斯·李收藏（James Lee Collection）、沙飛攝影收藏（Sha Fei Photographic Collection）、林達光宋慶齡往來信札（Paul Lin and Soong Ching-ling Correspondence）、林達光「新華社照片集」（Paul T. K. Lin's Hsinhua Photo Collection）、沃爾特·肯特收藏（Walter R. Kent Collection），以及1949 年前中國線裝書、1949 年前中國書籍與科大圖書館藝術品收藏^※——據「珍稀特藏電子專區」官方索引，這一整套數字化子收藏共 13 組^※。這份清單，勾勒出一所以理工科見長的大學，如何在特藏領域悄然積累起相當分量的近現代中國史一手材料。

# 沙飛攝影集與宋慶齡書信：兩段被重新發現的歷史

在這些命名子收藏中，有兩項因其史料本身承載的歷史重量而格外值得一記。

沙飛攝影收藏背後是一段頗具戲劇性的歷史。據「珍稀特藏電子專區」記載，沙飛（1912–1950）很可能是其所處時代最具影響力的攝影師，拍下了 1930 年代末至 1940 年代中國抗戰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一批影像^※；然而 他於 1950 年被處決後，一度被歷史抹去，直到 1980 年代才因其女兒王雁的努力而重新被發現^※——王雁其後 將 63 幅博物館級原版照片捐贈予科大圖書館檔案館，構成了現存的這一收藏^※。一位曾被歷史「抹去」的戰地攝影師，其存世代表作最終落腳於香港一所年輕理工大學的圖書館特藏，是這批史料流轉歷程中頗為耐人尋味的一筆。

林達光宋慶齡往來信札收藏，則是研究中國當代史的一手素材。據「珍稀特藏電子專區」，這批信件與賀卡往來橫跨 1950 至 1980 年、長達三十餘年，約 70 件^※，來自 林達光的夫人林伊蓮（Eileen）於 2016 年捐贈給圖書館的「林達光文書」（Paul T.K. Lin Papers）^※。林達光（Paul Lin Ta-kuang，1920–2004）是 加拿大籍華裔政治學家與和平運動人士，1950 年隨家人首度赴華，很快便結識了宋慶齡^※；據該收藏介紹，兩人之間的大部分信件寫於 1967 至 1976 年間，內容多次論及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對宋慶齡的家人與相識者的影響與整體意義^※。這批信札因此不只是私人往來，也是研究文革時期中國政治人物真實心態的珍稀一手材料。

# 詹姆斯·李收藏與沃爾特·肯特收藏：書畫扇面與航空地圖的兩條支線

若説沙飛攝影集與林達光信札代表近現代中國史的一手材料，詹姆斯·李收藏（James Lee Collection）與沃爾特·肯特收藏（Walter R. Kent Collection）則把特藏的時間軸向兩端延伸——一端拉回明清之際的書畫傳統，另一端延伸到二十世紀的亞洲航空與地圖收藏。

詹姆斯·李收藏體量不大，據「珍稀特藏電子專區」，全部收藏 共 11 件，包括清初學者官員王士禎（1634–1711）與于敏中（1714–1779）的 2 件手稿，以及晚明畫家董其昌、陳繼儒、李流芳、王鐸、程邃等人的 9 幅扇面冊頁^※，其中 5 幅為山水、4 幅為書法^※。11 件文物、6 位明清書畫名家，密度不低——對一間以理工見長的大學圖書館而言，能收進董其昌等一線書畫家的真跡冊頁，本身就是特藏「以量取勝」之外的另一條「以質取勝」路徑。

沃爾特·肯特收藏則是一段頗具個人色彩的收藏史。據「珍稀特藏電子專區」，沃爾特·肯特是一位銀行家，也是地圖與照片收藏家，生於紐約布魯克林，曾在亞洲生活 49 年，退休後定居香港^※；這批收藏經其遺產執行人捐贈給科大圖書館，共逾 250 幅 18 至 20 世紀地圖，另有海報、書籍與飛機模型，地域涵蓋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台灣、上海與香港，收藏主題以航空與地圖學為主^※。一位在亞洲工作生活近半個世紀的西方銀行家，把自己畢生收集的地圖與飛機模型留在了香港這所年輕大學的圖書館裏——這批收藏因此也是研究二十世紀亞洲航空史與在亞外籍人士收藏活動的一手材料，與前述「西洋古地圖中國專題」在地圖學脈絡上遙相呼應，卻聚焦於完全不同的地域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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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數字化基礎設施：讓史料「可檢索」

科大圖書館在特藏與檔案的數字化與在線開放上着力頗深，這與其整體「數字教育先行者」的定位一致（參見 圖書館與數字教育^※）。

• 數字大學檔案庫（Digital University Archives）：據 官方頁面^※，這是科大檔案的中央數字倉儲（平台地址 archives.hkust.edu.hk），為數字化的檔案記錄提供 在線訪問與全文檢索能力^※。「全文檢索」意味着研究者無需親臨現場翻閲紙本，即可在海量檔案中快速定位所需材料。
• 珍稀特藏電子專區（Rare & Special e-Zone）：據 特藏頁面^※，數字化的特藏在線開放於此；而實體原件的查閲，則需在 大學檔案館與特藏閲覽室預約後進行^※。這種「數字開放 + 實體預約」的雙軌模式，兼顧了開放獲取與珍稀原件保護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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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為什麼檔案與特藏值得單獨一記

在大學的諸多設施中，檔案館與特藏往往是最「低調」的部分——它們不像實驗室那樣產出耀眼的成果，也不像課堂那樣直接面向學生。但對一個野史資料站而言，它們恰恰至關重要：

1. 可溯源的根。 本站「凡述必溯源」的原則，最終都要落到一手史料上。大學檔案館保存的新聞稿、年報、通訊等，正是核實校史關鍵事實的源頭之一。
2. 機構記憶的對沖。 系統性的檔案保存，是對抗「機構失憶」的根本手段——它讓一所年輕大學三十餘年的決策、爭議與成就不至於湮沒。
3. 人文底色的體現。 以中國古地圖為代表的特藏，提醒人們：科大雖以「科技」立校，卻並非只有工程與商科，其知識版圖中亦有歷史與人文的縱深。

注：本文所述檔案館設立年份（1996）、館藏體量（逾 1,200 延英尺）等均以科大圖書館官方頁面所載為準，具時效性；館藏會持續增長，數字化進度亦不斷推進。查閲實體特藏與檔案需事先預約，具體規則以圖書館官方公告為準。

對科大這樣一所「無前身、平地起樓」的年輕大學而言，檔案館與特藏的意義還有一層容易被忽略的對照：老牌綜合大學的特藏往往靠數十上百年的自然沉澱而成，科大則要在三十餘年裏主動「補課」——靠捐贈人關係與系統化徵集，短時間內攢出一份不遜於老校的近現代中國史料庫。這一「後發補課」的邏輯，與科大在國際排名、科研評審等領域「以年輕之身追趕老校」的整體敍事（參見 香港專上格局對比^※）互為呼應；而這些特藏與檔案的數字化歷程，也是科大「數字教育先行者」定位（詳見 圖書館與數字教育^※、學習共享空間與「第三代」圖書館^※）在史料保存領域的一次自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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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閲讀

• 圖書館、數字教育與校園服務^※ —— 李兆基圖書館命名捐贈、館藏規模與整體數字化脈絡的樞紐概覽
• 學習共享空間與「第三代」圖書館^※ —— 圖書館學習空間、3D 打印與創客服務
• 香港專上格局對比^※ —— 科大在八大中的年輕研究型大學座標
• 區塊鏈學歷認證^※ —— 科大另一項「率先數字化」的檔案類基礎設施
• 捐贈與命名^※ —— 高培生等捐贈人命名收藏的制度脈絡
• 校史年表^※ —— 大學檔案館藏 1988–1999 年數字影像所對應的建校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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