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英語教學的校政——科大的 EMI 語言政策與中英並用的現實

一句話定位： 香港科技大學（HKUST）建校（1991年）即以英語作為全校唯一正式授課與考核語言，參議院（Senate）政策明文載明「除經參議院批准的個別課程或學程外，英語為教學與考核媒介」，構成香港八所 UGC 資助大學中最徹底的全英語教學（EMI）體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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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的 EMI 政策究竟是什麼條文？

香港科技大學學務處官方文件明確規定^※：「除經參議院就特定課程或學程批准外，英語為本校之教學與考核媒介。」（Unless otherwise approved by the Senate for a specific course or program of study, English i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at the University.）學務處「課堂與出席」頁面進一步闡明^※：「英語為正式教學語言，涵蓋講課、輔導課及實驗課。」這兩條文字是科大 EMI 政策的制度基礎，效力涵蓋本科與研究生所有課程，亦是畢業生申請「英語授課證明」的依據。

科大 EMI 政策並非單純沿襲港英遺產，更是建校時主動選擇的定位取向。1991 年開學的科大^※是香港歷史上首所「從零起建」、無任何前身機構的研究型大學，從基礎架構到師資羅致均以國際學術標準為準繩，英語自然成為唯一實際可行的授課語言。這與香港中文大學（CUHK）以中英雙語並行的制度模型形成鮮明對照：UGC 資助的八所大學中，以英語為單一主要教學媒介的約佔六所，另有兩所維持混合語言模式^※，科大正屬前者中立場最清晰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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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課程例外可以用普通話或粵語講課？

參議院授權的例外機制構成科大 EMI 體系的「閥門」。經參議院批准，凡與漢語研習領域相關、且獲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SHSS）批准的課程，可豁免英語授課規定^※。獲批課程在課程目錄中以 [PU]（普通話，Putonghua）或 [CA]（粵語，Cantonese）註記，若課程以英語講授但需閲讀中文材料，則標註 [C]。

以 2025-26 學年本科 LANG 課程為例，使用中文授課的課程如下：

來源：HKUST 課程目錄 LANG 板塊 2025-26^※。

值得注意的是，粵語（[CA]）課程比例相當有限，且均集中在 SHSS 人文社科框架內；理工科、商科乃至跨學科學院（AIS）所有課程，原則上不存在以中文講授的例外。個別輔導或諮詢可以任何語言進行^※，但此屬非正式互動，不構成授課語言政策意義上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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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能力如何成為入學與畢業的「隱形門檻」？

科大的 EMI 體系在入學層面要求所有非豁免申請人提交英語能力證明。根據官方錄取要求，國際學生須提交 IELTS 學術類最低總分 6.0 分，或 TOEFL iBT（2026 年 1 月前）最低 80 分^※；母語為英語的國家學生或在全英語機構取得學位者可獲豁免。本港 DSE 學生則以英語科成績作為篩選依據。

在學期間，科大通過「語言教育中心」（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CLE）構建分層英語能力發展體系。LANG 1002「大學英語修習（一）」是本科生必修通識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在 EMI 高等教育環境中有效學習所需的核心英語能力；學生依入學時英語成績分流至不同軌道。2024-25 年度起新制分為兩條通道：通道一（Pathway 1）適用於達到基本英語入學要求的學生，通道二（Pathway 2）適用於英語能力超出基準要求的學生^※。

這套通識英語必修課與共同核心課程（Common Core）體系同屬四年制改革後的通識框架，整體學分結構參見 學制與學術體系：四年制改革、共同核心課程與評分制度。升至二年級後，學生須修讀專業英語課程（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ESAP），按學科分流：

來源：CLE 課程要求頁面^※。這種「通識英語 + 學科專業英語」的雙層結構，使英語能力發展貫穿本科四年而非停留於入學關卡，體現科大將 EMI 視為學術標準而非單純政策指令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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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化擴招如何重塑科大的語言生態？

語言政策的現實效應在過去十年隨校園人口結構變化而急劇放大。2025 年 12 月統計數據顯示，科大在籍生總數 20,475 人，其中非本地生 9,860 人（內地/台灣/澳門 8,216 人、亞洲國際生 1,271 人、非亞洲國際生 373 人）^※，非本地生佔總學生數約 48%。

來源：HKUST Facts & Figures，2025年12月口徑^※。

這一結構的形成，與香港政府的政策調整密切相關。2023 年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宣佈，將 UGC 資助大學本科非本地生錄取比例上限從 20% 倍增至 40%^※，政策自 2024/25 學年起實施。2025 年 9 月施政報告再度提升，上限進一步調至 50%，並於 2026-27 學年起生效^※。科大對此積極響應，2025/26 學年非本地本科生申請量較上年大增約 40%，申請者來自逾 85 個國家及地區，科大在 UGC 院校中非內地國際生比例最高^※。這批國際化擴招的學生流動，也與科大同期鋪開的 學生交換與國際流動 網絡及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校際協同互為背景——廣州校區採用有別於清水灣本部的雙語教學模式，兩地學制與語言環境的對照參見 紅鳥跨校園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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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生比例激增，英語真的是通用語嗎？

政策層面的全英語承諾與校園語言實態之間存在顯著落差——這在學術研究中已有充分記錄，並非科大一校之特有現象，但在內地生高度集中的科大校園尤為凸顯。

學術研究指出，香港 EMI 大學課堂中，本地生之間在課堂內非正式互動（如小組討論、向講師提問）普遍以粵語進行，而內地生則主要以普通話互動^※；英語雖然是講台上的正式媒介，卻並非課堂內外學生間實際流通的通用語。《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深度報道援引國際生的觀察指出，「語言集羣」現象令課外組隊學習與社交活動對西方學生形成隱性壁壘，學生總傾向於與母語相同者結組^※。

在整個 UGC 體系層面，2024/25 年度科大研究型博士生中，來自內地的國際生佔所有國際博士生約 92%^※；本科層面內地及港台澳學生合計約佔非本地生的 83%（8,216 人 / 9,860 人）。這意味着，即便英語是官方教學語言，普通話在實質意義上已成為校園中覆蓋範圍僅次於英語的日常交際語言。內地生羣體的人口規模、宿舍分佈與文化動態詳見 內地生羣體：人口規模、文化動態與有記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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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文三語」大框架下，科大的定位有何特殊性？

香港政府自 1997 年迴歸後持續推行「兩文三語」（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語言政策——能書寫中英兩文，能口語運用粵語、英語與普通話三語。在這一宏觀政策框架下，科大的 EMI 定位具有相當獨特的張力。

一方面，科大的全英語授課與香港政府對高等教育「以英語強化國際競爭力」的定向完全契合。UGC 報告歷來支持資助院校維持高比例 EMI，以確保畢業生在國際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粵語與普通話並非科大課程體系內的主流學習資源：漢語相關課程（包括面向非華語背景學生的普通話課程 LANG 1511–1515，以及為華語母語者提供的職場、數碼、文化寫作類中文課程）僅限於 SHSS 人文社科框架^※，在理工商科課程中幾乎缺席。

爭議點在於：科大的 EMI 定位是否系統性地削弱了本地學生的粵語學術寫作能力？批評者認為，當絕大部分學術訓練以英語完成，學生（尤其是本地生）在中文高等寫作與中文學術表達方面的發展空間相當有限，與「兩文三語」目標存在結構性落差。支持者則主張，在全球科學與商業英語化的大勢下，為頂尖研究型大學維持嚴格 EMI 標準既是現實必要也是競爭責任，中文能力的培育理應另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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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的中文教育資源如何向非華語學生開放？

隨着國際生比例快速擴大，非華語背景學生的漢語學習需求日益受到重視。科大語言教育中心為非華語學生設計了系統的漢語學習通道：LANG 1511–1515 五級普通話課程覆蓋零基礎至 HSK 4 級以上水平，按學時累積（50/150/300/500 小時）分層設置^※。此外，還提供粵語會話課程（LANG 1130 面向非華語背景學生、LANG 1133 面向華語背景學生），以及日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第三語言選修課。

這一設計折射出科大在 EMI 主框架之外對語言多元的務實回應：對本地學生而言，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的能力補充；對內地生而言，粵語是融入香港社區的社交密鑰；對外籍生而言，漢語學習則是亞太區職業發展的加分項。三類人羣的需求各異，但科大的中文課程設置基本能按需提供入口，只是這些課程均不構成理工商科的必修要求，更無法被視為與英語媒介教學平起平坐的「雙語」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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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教育中心如何具體支援學生的英語學習？

一句話定位：科大的 EMI 政策並非「設了規定就撒手不管」，而是配有一套常設的一對一語言支援體系，其中樞是語言教育中心（CLE）轄下的 Language Commons。

CLE 官方介紹顯示，中心聘有逾 80 名語言教育專業人員，每年服務超過 6,000 名本科與研究生^※，宗旨是讓科大學生的「英語與中文能力最大化其社交、職業與學術溝通潛力」。除了 LANG 1002、ESAP 等學分課程，CLE 還在清水灣校園設有實體的 Language Commons（語言資源中心，房間號 3018，近 2、3 號電梯）^※，向所有學生（不分本地或非本地）開放：學期內每週一至五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開放，提供一對一的口語、發音與寫作預約諮詢，以及小組討論室、語言學習軟件工作站與中英文及第三語言參考書籍^※，考試季與假期則縮短至下午 5 時。這類免預約或預約制的語言顧問諮詢，某種程度上補上了「課堂講英語、課後無人管」的缺口——學生若在專業英語寫作、報告或論文表達上遇到困難，理論上可隨時尋求個別化協助，而非僅依賴 ESAP 課程的固定課時。

學術研究為這套支援體系的必要性提供了佐證。一項針對香港 EMI 大學理科生的問卷調查顯示，受訪的 73 名學生中，一年級新生在「運用所學知識」方面的困難顯著高於高年級學生^※，且多數學生傾向採用「以第二語言（英語）為中心」的學習策略（如用英文重新組織筆記、以英語進行同儕討論），而非依賴母語作為中介——研究認為這反映學生對 EMI 環境的主動適應，但入學初期的「過渡期陣痛」確實存在，與科大將 LANG 1002 列為大一必修、並按英語水平分流至通道一、通道二的做法邏輯相符（參見前節「英語能力如何成為入學與畢業的『隱形門檻』」）。換言之，科大的分層支援設計——入學門檻篩選、大一必修課程、二年級學科專業英語、及貫穿全程可預約的 Language Commons——針對的正是學界記錄到的「新生階段衝擊最大」這一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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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界與輿論如何評價科大式的全英語教學？

一句話定位：香港的語言學界普遍認為，全港「兩文三語」政策的理想（三語並重）與現實（分層分用）之間存在結構性落差，科大式的嚴格 EMI 大學恰是這一落差在高等教育端的具體投射。

香港語言學界的主流診斷是，特區政府自迴歸以來推行的「兩文三語」政策在實踐中呈現「精英説英文、大眾説廣東話、少數曉普通話」的分層失衡格局^※。香港教育大學榮休教授鄭燕祥提出，語言教育應同時承擔「整合、維模、適應及目標達成」四種功能，建議香港「立足大灣區、面向世界」培養複合語言人才；理工大學學者梁慧敏則質疑「三語程度均衡」這一目標本身並不現實，主張改採「功能主導」的語言分工——按不同職業與場景的實際需求，而非要求人人三語精通。這套診斷框架雖針對香港整體語言生態而非專指某一所大學，但恰可用來解讀科大 EMI 模式的定位：科大選擇在高等教育端押注英語單一媒介，把中文能力的培養交由 SHSS 語言課程與社會環境補充，是「功能主導」邏輯在校園層面的一種極致體現。

另一項 2025 年發表於《語言政策》期刊的研究進一步指出，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爭議長期存在「政策表述」與「課堂實踐」的錯位^※——正式文件規定英語為教學媒介，但教師與學生在非正式互動中轉用粵語或普通話的現象普遍存在，構成研究者所稱的「espoused theory（宣稱理論）」與「theory in use（實際運作理論）」的落差；這與本文前述「內地生比例激增、英語真的是通用語嗎」一節所引證的科大課堂觀察相互印證。該研究呼籲大學在語言政策制定時更坦率地承認課堂實踐的多語現實，而非停留在單一媒介的書面規定層面。

這一學術共識對科大的啓示是雙重的：一方面，嚴格 EMI 標準確有其國際排名與僱主認可度上的現實收益（科大曆年 QS 學科與綜合排名居港校前列，具體數據參見 QS 與 US News 2027 深度解析）；另一方面，政策文件層面的「唯一英語」表述若不能配合足夠的課堂內外支援與對多語現實的坦誠承認，便容易加深本地生、內地生、國際生三方在非正式社交與學習網絡中的語言隔閡——這也正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報道所指的「語言集羣」現象在科大這類高比例非本地生院校中被放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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